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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位無形，不管周在歷史上曾將位置讓毛、讓張，還是“文革”中讓位於林，或者還要對江青忍讓三分，但在老百姓的心裏他永遠是國家的總管，是僅次於毛的二把手。這個位置是永遠也變不了的。後來的年輕人不理解，總愛問：周爲什麼要這樣一讓再讓？爲什麼不敢與毛爭一下呢？我聽說一位領導同志當面問過周，周說，如果那樣黨就會分裂，局面更不可收拾。他是仔細衡量過利害的。“文革”最困難的時期，他說過一句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還是爲公，爲了國家利益。其實，共產黨無論全黨還是黨員本人，都沒有自己的私利。西安事變，抓蔣而不殺，反而還承認他的領袖地位，爲抗日，爲挽救民族危亡，這是黨最大的忍讓。周是代表黨親自到西安處理這件事的。周幾次讓位，也是出於黨性的忍讓。無論對內對外，若讓而能利天下，他都義無反顧。
那麼，周恩來爭過椅子沒有？爭過。在西安、在重慶、在南京與國民黨長達十年的談判就是在爭椅子，爲黨爭、爲民爭。周恩來說，談判都把人談老了。但還是談不成。周就甩手回延安，而蔣介石最後落得只能到臺灣給自己安一把小椅子。新中國成立到周去世凡二十七年，周主持外交，參加或指揮了所有重要的國際談判，與美國人在朝鮮談、在華沙談。與蘇聯人談，甚至在莫斯科與老大哥吵翻，拂袖而去。都是要爲中國在國際上爭一把交椅。而他自己卻忙得坐不暖席。毛澤東出行用專列，周出行幾乎全坐飛機，不是飛機的椅子好坐，是爲省時，多一點時間去工作，去爲民爲國多爭一點權利。最危險的一次是去開萬隆會議，他的座機爲敵特所炸，幸虧他臨時換機，免於一難。而身邊的工作人員總不會忘記周的一個工作細節，每臨大會，他要親自到主席臺或會場上看一下坐席，特別是黨外民主人士的座位擺得是否合適。最後又不會忘記檢查一下毛主席的座椅，搖一搖，穩不穩，再看看角度，視線清不清。這就是周恩來。他心裏有一個座次，孰重孰輕，何讓何爭，明白見底。
在看這個紀念館時，我很慶幸1958年周讓位之未成，不然國家還要多一次悲劇。又想到“文革”中周雖讓位，林彪又不能久居，不是圖位之人不想接，也不是接位之人不欲久坐，是他們不能承受這輕，不能承受周的這輕輕一讓。又不能承受這重，承受這國事民心之重。莊子說，“先賢而後王”，從政者必得先有賢能之德、之力，纔敢去接王位。王位是什麼？就是一把辦重要事情的椅子。歷史上凡大讓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堯讓天下於舜，舜讓天下於禹，孫中山讓總統位於袁世凱，華盛頓當了兩屆總統毅然讓位，鄧小平首開在位退休先例。他們都是大公大仁之人。我在新會看到的這兩把小椅凳當然不是王者之椅，它實在太普通了，甚至在民間已很難找到。但紀念館主人很鄭重地對我說：“這兩把椅凳，我們剛從主人家裏徵集到，已作爲重要文物收藏了。”我想，西柏坡會議上的那些小木凳散落民間，也不知有沒有人收藏。人們現在更關注的是怎樣去制新椅子。前不久，我到北京一家專門開重要會議的賓館裏就會，喫飯時，座椅龐然而厚重，頗有幾分威嚴，椅子圍桌而立，遠望如一圈逶迤的長城。用餐者入座挪椅很不方便。我忍不住對經理說，餐廳之椅還是以輕便爲好，何用這樣隆重？她說這是專門請人設計的，一把就2000元。我說這種重椅只合主席臺上用，放在這裏講錯了排場，又枉費了許多錢。但設計者恐怕另有考慮。
新會的一個小型紀念館讓我聯想頻頻，悟到一個大道理。座位這個東西有實在的物質和虛擬的精神兩方面的含義。如果只從實用考慮，能坐、舒適就行，大可不必爭什麼座次；如果從精神方面考慮，每個人在衆人心裏的位置是他德與能的總和，爭與不爭都是一樣的。相反，爭則愈見其私，品位更低；讓則愈見其公，品位更高。這是做人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