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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剛被捕時敵人並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
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爲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10]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後，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後，跳水、撞牆，唯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毛澤東讚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喫美國的救濟粉。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見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從被捕到就義，這裏沒有一點死的畏懼。[11]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爲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着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餘。我們看他短短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鬥敵，最後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藐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12]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裏卻非要說一說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
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他將生命看得很淡。現在，爲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爲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着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着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裏鑽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鍊自己的力量。”
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多餘的話》裏還囑咐死後請解剖他的屍體，因爲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爲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爲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13]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絕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14]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裏，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秋白就是從這裏出發，到上海辦學，後來又在上海會見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漢口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鬥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
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那是一種多麼悠閒的生活，多麼美的詩句，是一個多麼寧靜的港灣。他在《多餘的話》裏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麼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但是到最後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15]但正是這悲劇的遺憾，人們才這樣以其生命的一倍、兩倍、十倍的歲月去紀念他。
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麼革命，只要隨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爲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金石家、書法家或者名醫。梁實秋、徐志摩現在不是尚享後人之饗嗎？如果他革命之後，又撥轉船頭，退而治學呢，仍然可以成爲一個文壇泰斗。與他同時代的陳望道，本來是和陳獨秀一起籌建共產黨的，後來退而研究修辭，著《修辭學發凡》，成了中國修辭第一人，人們也記住了他。可是秋白沒有這樣做。就像一個美女偏不肯去演戲，像一個高個兒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無獲，甚至被人誤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