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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民間傳說和一般文人筆下的詩畫就更見真情。西北一直有左宗棠殺驢護樹的傳說。左最恨毀樹，嚴令不許牲口啃食。一次，左從新疆返回酒泉，發現柳樹皮被剝，便微服私訪，見農民進城都將驢拴於樹上。左大怒，立將驢帶回衙門殺掉，並出告示，若有再犯，格殺勿論。甚至還有“斬侄護樹”的傳說。左去世後不久，當時很有名的《點石齋畫報》曾發表一幅《甘棠遺澤》圖，再現左公大道的真實情景：山川逶迤，大道向天，綠柳濃陰中行人正在趕路。畫上題字曰：“種樹十餘年來，濃陰蔽日，翠幄連雲，六月徂暑者，蔭賜於下，無不感文襄公之德。”“手澤在途，口碑載道，千年遺愛。”
一個人和他栽的樹能經得起民間一百多年的傳唱不衰，其中必有道理。文學形象所意象化了的春風實際上就是左公精神，春風何能度玉門，爲有振臂呼風人。左是在政治腐敗、國危民窮、環境惡劣的大背景下去西北的。按說他只有平亂之命，並無建設之責。但儒家的擔當精神和胸中的才學讓他覺得應該爲整頓、開發西北盡一點力。左宗棠挾軍事勝利之威，掀起了一股新政的狂飆，掃蕩着那經年累世的污泥濁水。西北嚴酷的現實與一個南國飽學的儒生，砥礪出一串精神的火花，閃耀在中國古代史的最後一章之上，綻放出一絲回暖的春意。
左宗棠在西北開創的政治新風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強化國家主權，力主新疆建省。他痛斥朝中那些放棄西北的謬論，“周、秦、漢、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捐出西北，最後必定是國家的滅亡。從漢至清，新疆只設軍事機構而無行省郡縣。左前後五次上書籲請建省，終得批准，從此西北版圖歸一統。
二是反貪倡廉。清晚期的政治已成糜爛之局，何況西北，鞭長莫及。地方官爲所欲爲，貪腐成性。他嚴查了幾個地方和軍隊貪污、喫空額的典型，嚴立新規。而他自己高風亮節，以身作則，陝甘軍費，每年過手一千二百四十萬兩白銀，無一毫不清。西北十年，沒有安排一個親朋。有家鄉遠來投靠者都自費招待，又貼路費送回。光緒五年兒子帶四五人從湖南到西北來看他。他訓示：“不可沾染官場習氣，少爺排場，一切簡約爲主。署中大廚房，只准改兩竈，一煮飯，一熬菜。廚子一、打雜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爾宜三、八日作詩文，不準在外應酬。”你看，不但戒奢，還要像小學生一樣留作業。教子、束親之嚴，令我們想起新中國成立初中南海里毛、周的家風。欲要忠先要孝，欲肅政風先嚴家風。不管哪朝哪代，哪個階級，一切有爲的政治家無不這樣。
三是懲治不作爲。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甘肅官場惡習，惟以徇比彌縫，見好屬吏爲事，不以國家民事爲念”“官場控案只講和息事”，對貪污、失職、營私等事官官相護。裏面已經腐爛，外面還在抹稀泥，維護表面的穩定。他最恨那些身居要位怕事、躲事、不幹事的懶官、庸官，常駁回其文，令其重辦，“如有一字含糊，定惟該道是問！”其嚴厲作風無人不怕。
四是親民恤下。戰亂之後十室九空，左細心安排移民，村莊選址、沿途護送無不想到，又計算到牲畜、種子、口糧。光緒三年大旱，一畝地只值三百文，一個麪餅換一個女人。他命在西安開粥廠，路人都可來喝，多時一天七萬人。他身爲欽差、總督，又年過六十，帶兵時仍住帳篷。地方官勸他住館舍，他說：“斗帳雖寒，猶愈於士卒之苦也。”
五是務實，不喜虛榮。他人還未到蘭州，當地鄉紳已爲他修了一座歌功頌德的生祠，他最看不慣這種拍馬屁的作風，立令拆毀。下面凡有送禮一律退回。地方官員或前方將領有寫信來問安者，他說百廢待舉，軍務、政務這麼忙，哪有時間聽這些空話、套話，一律不看。“一切稱頌賀候套稟，概置不覽，且拉雜燒之。”他又大抓文風，所有公文“毋得照綠營惡習，摭拾浮詞，……儘可據實直陳，如寫家信，不必裝點隱飾”。他又興辦實業，引進洋人的技術修橋、開渠、辦廠……
中國歷史上多是來自北方的入侵，造成北人南渡，無意中將先進文化帶到南方。而左宗棠這次是南人北伐，收復失地，主動將先進的江南文化推廣到了西北。歷來的戰爭都是一次生態大破壞，而左宗棠這次是未打仗先栽樹，硝煙中植桑棉，驚人地實現了一次與戰爭同步的生態大修復。恐怕史上也僅此一例。
左宗棠性格決絕，辦事認真，絕不做李鴻章那樣的裱糊匠，雖不能迴天救世，也要救一時、一地之弊。他抬棺西進，收失地，振頹政，救民生，這在晚清的落日殘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爲一陣東來的春風悄然渡玉門，而那三千里綠柳正是他春風中飄揚的旗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