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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在實行奴隸制的吐蕃是非常正常的，但挪到以漢人爲主的大唐或者其他朝代社會，至少在明面上和道德層面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至於做出這樣惡行的人，在中原有時候受到的懲罰並不能讓人滿意，但造成這樣情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朝廷的廉潔程度，律法層面並不會因爲對方身份有任何改變。
而要改變這樣的認知，等着文化的滲透慢慢的改變是不行的，必須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確認，來扭轉民衆心中吐蕃殘留的印記。
不過，張昭雖然知道律法的重要，但他穿越前只是一個軍事歷史博主，一個玩全甲格鬥的肌肉男，律法、算學、政務等等方面都不是他所長。
一部律法的設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結合民情、社會風俗，甚至經濟狀況來綜合考慮。
而且還要做到通俗易懂，因爲此時的人大多是沒有文化的，心裏只有一些樸素的對錯概念，律法設計的稍微一複雜，就會被束之高閣、形同虛設，必須要儘可能的貼近生活，才能起到效果。
範質頗爲爲難的拱了拱手，“司空所言甚是，涼州乃至河西的律法體系確實要改變纔行。
但編撰一部律法非一日之功，就算極爲粗淺的，也得數月纔能有所眉目。
下官受朝廷委派而來，尚有冊封檢校司徒曹元忠公的任務沒有完成，若是在涼州耽擱數月再去敦煌，一去一回，遷延日久，不是爲臣之道啊！”
張昭明白，範質說的不是爲臣之道，根本就不是他嘴裏那個意思，他的意思是，要是在張昭這裏待上幾個月，再從涼州到敦煌，來來回回又是幾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