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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情是第一件事的連鎖反應。易貨得來的牲畜得了奇怪的傳染病，這消息才傳出，百姓之中便產生了恐慌。這恐慌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自家養有牲畜的百姓，他們擔心自家的牲畜會被傳染。於是不管發病的區域離着自家有多遠，畜養牲畜的人家都將家裏的牲口、家畜關了起來。這樣一來，運輸癱瘓，礦採停工，農作荒廢，市場出現貨流運轉緩慢或貨物滯缺。另外一個方面是當初那些拿出糧鹽參與官營易貨的百姓，官府拿走了他們的糧鹽，只給了一張寫了數額的抵糧券或抵鹽券。本來說得天花亂墜，這抵券可以在運營之後利益不斷疊加，帶來豐厚的回報。但現在運作纔剛剛開始，就已經出現這種意外狀況。手裏有抵券的那些百姓開始千方百計地想將抵券出手，但是易貨牲畜得病的消息已經傳到蜀國的每個角落，這時候誰再接手抵券除非他是傻子、瘋子。抵券出不了手，自己的糧鹽就會打水漂，於是有人開始慫恿大家找官府討要說法。在討要說法無果的情況下，說蜀國官府採用這樣的手段侵吞百姓錢財的謠言開始到處傳播，蜀國官家的信譽迅速下跌。
易貨牲畜得了奇怪的傳染病，然後國內百姓恐慌，以及恐慌之後帶來的一系列後果，這些問題雖然都是出在蜀國內部，但孟昶和朝中大臣們都一致認爲是中了大周的釜底抽薪之計。很多開始對王昭遠私貨官營做法持反對態度的人，都認爲出現這種狀況與王昭遠的策略錯誤是分不開的。但是後來王昭遠在實施過程中拉上了太子，並且將太子玄喆推到了主持的位置上。而且孟昶在大周特使的要求下也是力促此事的，所以此時也沒誰再將罪責落到王昭遠身上。因爲問罪王昭遠就是問罪太子，問罪太子就是問罪蜀皇孟昶。
如果只是易貨受損、民衆恐慌，這還算是好解決的事情。最多是將屠宰牲畜的範圍加大，然後國庫出血貼補。對持抵券的百姓，則可許以幾年稅收減免，這也就能將他們安撫下來。但現在的問題不只是這些內憂，而且還有外患。據邊關探馬彙報，大周將這些日子易貨得來的糧鹽大部分都囤積在邊界處的糧草營中，並且還就地滅佛毀廟，徵得大量錢財和銅鐵物資，也都囤於邊界。這種種跡象表明，大周是要大動干戈。
隨後又有密探道從大周東京傳來密摺，報說大周實力最強的禁軍開始調動，從跡象上看是往西南一帶在運動。這更加表明大周是要對蜀國下手。
本來從正常思維邏輯上來講，大周國內出現經濟和市場的窘迫狀況罪魁禍首是南唐，他們應該對南唐出兵問罪纔對。而蜀國本來與大周是有互助盟約的，這次大周出現窘迫狀況後蜀國還以易貨之舉施以援手。雖然這援手並不完全真心，其中摻雜了些自己的小九九，但最終結果是對大周有利的。
現在看來大周的計劃似乎是要對蜀國下手，卻不對南唐下手，孟昶覺得其中很大緣由是因爲蜀國的秦、成、階、鳳四州深入大周腹地，大周方面肯定認爲這是極大的局勢壓迫和軍事隱患。如果大周實力未衰，國資、民財、物產依舊像他們北征時那樣，他們絕不會先對蜀國下手。而現在他明知南唐是罪魁禍首，明知應該對南唐出兵問罪，卻也必須先除去隱患後再對南唐開刀。抑或大周原本就認爲自己國力衰弱之際正是蜀國趁勢東犯的大好時機，所以一定要聚集所有力量先斷了這種可能。
所以孟昶和蜀國文武羣臣推斷，正是出於這樣的計劃，大周纔會遣特使來成都促成邊界易貨，然後用得了疫病的牲畜易取蜀國糧鹽，造成蜀國內部恐慌，市場運轉停滯，軍需用馬銳減，整體兵力下降。另外，特使這一路看清了蜀國的地勢、地貌，知道從蜀國腹地往秦、成、階、鳳四州的路途山險水惡，調動人馬和糧草很不方便。如果再因牲畜傳染病的傳播恐慌造成運輸停滯，造成蜀國軍需所用牲畜的緊張，那麼趁這個時機拿下秦、成、階、鳳四州應該不會費太大的人力、物力。這也是大周在國內物價飛漲、物資緊缺的時候，還敢以易取不多的糧鹽和民間蒐羅到的一些物資充作軍用來攻打蜀國的原因。
世事轉換瞬息之間，誰能想到原本最不會受南唐提稅影響的蜀國，始終可以以提稅爲契機獲取到大量利益的蜀國，現在卻因爲大周的險惡用心和歹毒伎倆，頓時變得同樣的窘迫，甚至是危機四伏。
所以目前的狀況下，最應該看清形勢的不是蜀國也不是大周，而是南唐。如果能夠趁着大周進攻蜀國之際出兵大周，與蜀國兩邊夾擊大周，只要是拖住周軍讓其不能一舉得手，那麼就他們現有的軍用補給肯定堅持不了多久，很快就會不戰自敗。
本來孟昶與南唐太子李弘冀私下交好，暗中是有互助互利約定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孟昶已經連遣五路密使，其中還包括李弘冀派來蜀國協助邊界易貨的德總管，可是李弘冀那邊到現在都不曾給自己隻字半語的回覆，不知道是何緣由。按理說南唐大部分兵權是掌握在李弘冀的手中，他是有能力做出決斷和部署的。可現在這種態度是突然間另有什麼想法？還是他自己被什麼事情困擾住而無法抽身處理合擊大周的提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