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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還沒有活字，但已經有雕版印刷技術，印一本書要雕成全部的書版，當時成本之巨大現代人無法想像。也只有傳世重要的經典，纔有條件開版刻印，開印的如果不是官方，民間刻印需要募集重金，比如刻印佛經，那是需要無數信徒募捐的。如果你需要一本書，市面上買不到，也不可能因此去開版刻印，怎麼辦？在當時最流行的做法是把這本書抄下來。
再舉個例子，醫師傳弟子一部《黃帝內經》。很多時候都是口述，一字一句講解，弟子要像刻碑一樣銘記在心裏，師徒兩人手裏都不拿這本書。如果師父手裏有書，弟子學完徵求師父同意之後會把它抄下來，連着原文和註解一起。如果師父身邊恰好沒書，那麼有心的弟子也會把自己所學完全默寫下來，成一本傳世之書。假如師父把自己手中的書送給了弟子，那是一種重要的恩賜。大多數情況下就意味着傳衣鉢了。
那麼有大戶人家藏書甚豐，都是怎麼來的呢？其一是歷代攢下來的，其二是請人抄的。這種傳統其實一直到民國初時還有，比如魯迅筆下的那個孔乙己，能寫一手好字，曾有人請他到家中去抄書，結果孔乙己經常玩連書帶人一起失蹤，被抓回來自然是一頓臭揍。請人抄書也只有家資豐厚的大戶纔有條件，子弟不珍惜僅用來裝門面就太可惜了。
很多時候我們看古代故事，覺得匪夷所思，文人清談也好僧人辯經也罷，都是引經據典信手拈來，似乎自己學過的東西一輩子都不會忘記。這不是誇張，真正博學之人，學問不是在書架上，也不是在百度上，而是在心中。後世隨着印刷術的流行與進步，書籍逐漸走下神壇，但傳統的治學精神還一直香火延續，學什麼東西是一回事，治學的態度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可以做個比較，一直到民國時期，三十年代前後那一批成名學者，是從舊時代走過來放眼望世界的最早一批人，他們接受的思想與現代學者接受的思想已經沒有本質的不同，但是當代卻很難再出當年那樣一批大家。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根基不同，包括曾激烈批判傳統文化的魯迅先生在內，那一批人早年治學的根基太紮實了。
也許從學習的內容來看，現代人所學自然比古人先進科學了很多，但是從當代教育所培養的治學精神來看，有一種非常保貴的傳統已經逐漸被丟棄甚至割裂了——這是梅振衣與於唐代正式開始請師學習所獲得的第一感受。
星雲師太來上課，與現代學校的作息當然不一樣，她是三、五天才來一次，講解教授一段文字，留下功課，然後讓梅振衣自行溫習，下次再來檢查，如果都學會了就教下一段。梅振衣上課時，谷兒、穗兒就在一旁伺候着，端茶遞水研墨洗筆，也等於一起學了。無論師太教什麼他自然是一學就會，星雲師太驚爲神童。對於梅振衣來說，也等於是經歷一場古典再教育。
私下裏無事，他也考考兩個丫鬟學的怎麼樣，沒學會的再指點兩句。就這樣，師太考他的功課，他考丫鬟的功課，沒事摸摸小手開個玩笑，小日子也過得其樂融融。
除了學識字之外，其它大部分時間梅振衣還是跟着孫思邈混。整個道觀的西跨院不僅是丹房，而且成了一家“門診部”，用來接待上門求醫的病人。梅振衣發現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就是孫思邈看病的實際情況與後世的許多傳說有很大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