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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爱玉颜今自恨。浓尽必枯，因茶伤己，常伯熊先生应该是中国饮茶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被茶误伤的大师。他晚年会不会独自暗吟：我最爱的茶伤我最重，也未可知。
假如常伯熊先生，过量饮用的不是改良后的煎茶，他大概不至于会在晚年因茶患病，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倘若果真如此，在中国煎茶史上，就缺少了一段令人“左右刮目”的精彩。
古老的煮茶与煎茶，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去厚此薄彼。饮茶的发展历程，从食药并举，发展到广泛的食用与饮用，我们的祖先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甚至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寻觅和摸索出与茶配伍的最佳辅料，其本质，也是一个与身心健康不断磨合、妥协的结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煮茶方式的形成，包含着古人丰富沧桑的生活阅历以及高超的生存与养生智慧。很多诸如煮茶的优秀民俗遗存，都在我们的熟视无睹和不经意之间，慢慢湮没于无声无息之中，不能不为之遗憾。
煎茶的发展与完善，是对煮茶方式的扬弃。煎茶虽然剥离了茶汤中驳杂、陆离的滋味，纯净了香气，使茶的真味真香得以准确表达，变得更纯净、更清雅了，但是，当茶饮缺少了必要的制衡机制，茶汤的偏性就会显露出来。因此，对茶饮用方式的选择，需趋利避害，扬长避短，综合权衡。对饮茶的量和度，更需要适当节制，否则会过犹不及，贻害健康。
在唐代，有篇《伐茶饮序》这样写道：“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苦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害则不谓茶灾。”宋代以前的文献，如同今天纷纷扰扰的茶界一样，人们只吹嘘饮茶如何轻身换骨、羽化成仙；只大谈茶的功效及如何治疗疾病，却很少涉及饮茶过量的危害和弊端，所以，此文并没有引起时人的关注。唐人描述的饮茶之害，虽有夸大之处，但在今天，作为一剂诫饮戒贪的清凉散，也确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明代的李贽最是清醒，他在《茶夹铭》一文，说饮茶过量贻害身体，应归咎为个人的把控问题，与茶无关。茶本身既不媚人，也不害人，有害的是人内心的贪欲和无明，还是在“用”上出了偏差。因此，愿与之始终，一味清苦到底。李贽算是罕有的懂茶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