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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