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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听苏婧婧说过，老人脑子虽然不好了，可是也没差到那种程度，属于时好时坏那一类。而且，像所有年迈者一样，老人的记忆具有记远不记近的特点，尤其是对那些影响重大的陈年往事，还时常能从记忆深处清晰反刍出来。
“苏伯伯，海北县还记得吗？河南招待所，北大街，望仙桥的二麻子烧饼，县政府开水房的杨拐子，汤聋子豆腐脑儿……”黄一平一口气报了海北好多人名、地名、当地特产，意在引起老人的记忆与回应。
果然，老人的眼睛开始放光，嘴角慢慢扯动。
“二麻子的烧饼，酥脆，香！杨拐子烧的开水，烫！招待所的铺板，让雨漏烂了，睡在上边不舒服，要让马县长修一下。”苏老主席的眼睛盯着黄一平，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之聊天——依旧顾自念叨，语句相当短促，跳跃性非常大。很显然，老人的思维并不顺畅、连贯。那个马县长，并非现任官员，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海北县长，已经过世多年了。
“苏伯伯，那个二麻子不在了，二麻子的烧饼摊还在，是他两个儿子在经营，还注册了商标哩。下次我再来，一定带点烧饼过来给您尝尝，好吗？”黄一平一脸虔诚，语气恭敬，并不因为老人脑子不好就显得虚假、应付。
苏婧婧端只茶杯，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看着黄一平极尽努力的表演，不时抽张纸巾帮父亲擦拭嘴角的流涎。
其实，黄一平知道，廖志国在这个家庭里，之所以显得有些怯意，或者说如同外界传闻的那样怕老婆，表面看是忌惮苏婧婧的强势，实际上真正畏惧的，应该是面前这个老者。没有苏老主席，就不会有廖志国的今天。
像众多身居高位的官员一样，廖志国也出身于普通农家，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姐妹众多，家境相当清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廖志国以复读三年的代价，才考取省农学院植保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与专业，除了分数限制，也有经济条件的制约——师范、农业、公安类院校入学费用相对较低，在读期间还有一定的补贴。毕业后，分到老家所在的乡里当农技员，一头扎在广阔天地里，风里来雨里去，晒得跟农民乡亲没有两样，课堂所学知识也很快变成经验教训。不久，他便成为当地农业方面的一个小专家。
也是机缘凑巧，廖志国工作不久，正赶上全国范围整党，他所在的那个乡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联系点，而书记大人正是面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那时的县委书记，与时下同等职级的官员大为不同，衣食住行简单朴素，完全一副农村基层干部的做派；进驻乡里绝不似今日这般浩浩荡荡，一辆北京吉普，随行者只有司机加秘书；在乡里一住就是好多天，同周围普通干部群众马上就能打成一片。而且，彼时整党也不单纯是关起门来学习，或者在报刊上发表些空而无当的讲话、文章，而是走村串户深入基层，到了田间地头随便找个搁屁股处坐下，老汉的旱烟袋也抽，挑粪妇女的茶碗也接，说说笑笑间就把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做了。浑不似现当今，不管多大级别的官员，但凡下到基层视察、调研之类，动不动就是黑糊糊、浩荡荡一字长蛇轿车阵，同级、下级、下下级，迎接的、陪同的、汇报演示的，电台、报纸、电视台，录音机、录像机，大材料连着小材料，不仅跨疆界迎送，而且常常动用警车鸣笛开道，用句时下流行的网络口号，叫做哥搞的不是调研，是排场。
扯远了。话说当年苏书记刚到乡里没多久，就认识了年轻的农技员廖志国。起初，看着乡政府里这个小伙子满脸黧黑，一身朴素装扮，见面了也只是打个招呼，脸一红便远远躲开，只当是从下边村里借来的临时工。后来熟悉了一聊，才知道是省城正规大学生，了不得的知识分子哩。须知，在那个“文革”结束不久、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学生还是稀有人才，一个偏僻乡里居然藏龙卧虎，而且从小伙子外表、行止上不难看出，已然融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了一片，足令县委书记惊异与欣喜。当然，苏书记的惊异与欣喜，起初一直处于某种不动声色的状态。自此，他开始留意这个普通农技员，有事没事找他聊聊天，有时突然一个猛子扎到小伙子工作的田间，甚至“顺便”造访了廖志国的老家。这样的礼遇，不仅已经超出一般工作的范畴，也超出了县委书记与乡农技员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