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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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调研、考察、论证，“鲲鹏馆”眉目渐趋清晰。现在，摆在廖志国面前最大的难题，一是选址面临两难，二是巨大的资金缺口。

项目本身，倒也少有疑问与非议。所谓可行性与否，其实不算个问题。市长廖志国既然想搞，而且决心搞成，就已经证明其不仅可行，而且即便不可行，也必须创造条件可行。这不是霸王硬上弓般的蛮横不讲理，而是中国式官场的客观现实。存在即合理，西方先哲早就下过结论，古今中外都适用，放之四海而皆准。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此超大规模的项目，表面看来只是廖志国的“拍脑袋”之作，实际上却也顺应了阳城现实的需要，确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这个项目从提出到眼下即将正式上马，果真赢得一片支持拥护之声，并未有人挑战其可行性。这样一来，廖志国就算首战告捷，在阳城擂响了头炮。

对于工程的造型、规模、功能等等，按照廖志国的总体思路，文化局长孙健、体育局长姜如明、规划局长于海东等人，分别跑了好多知名城市，请教了若干专门机构与专家，形成多个较为完备的方案。其中，孙健的方案主要强调“文化中心论”，说是当前省委提出文化强省的口号，阳城市委市府也有相应文化强市的命题，此工程自然应主要定位于文化，龙头场馆当以文化艺术展演为主。姜如明则持“体育中心论”，说阳城是全国全省知名的体育之乡、奥运冠军的摇篮，主张“鲲鹏馆”主场馆建成不少于三万座席的体育馆，至少能够举办洲际大型篮球、排球赛事。那个于海东呢，倒不在意文化、体育哪个为主，他从设计理念创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国际一流，环保低碳”的口号，算是呼应了廖志国的“百年不落后”，并反复强调“科学的规划等于成功的一半”。

不论上述诸公如何立足本职，把各自的中心论喊得震天响，也不管他们之间是否有分歧，或者分歧有多大，总算都还没有偏离廖志国的基本思路，这是他们的聪明之处。

徐晓凡的北京考察，说起来成果丰硕，却只是走个过场、图个形式。

试想，即将召开的北京奥运会，乃是世界头等体育盛事，那些鸟巢、水立方之类的重要场馆，之所以能建成全球翘楚之作，完全在于凝聚了全世界的智慧，集中了全中国之人力、财力与物力。还有，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国家大剧院，也是千呼万唤好多年才建成，其宏大气派与规模，不仅是一个文化艺术符号，也是国家形象、首都气派的象征。你区区阳城一个地级城市，跑到人家那儿考察取经，哪有什么可比性与参照系呢？至于周边一些大中城市，有些举办过全国或全省规模的文化节、运动会，有些则是某项球类运动或影视大奖的冠名城市，建了些与之相匹配的硬件设施，也属事出有因。然而，中国官场的事情，往往最怕、却也最喜欢攀比，好“大”喜“高”求“最”已然成为风气。有些官员，为官一任，不是考虑切实为治下百姓谋些实惠与福利，而是总想为自己留下点什么痕迹。因此，不少原本贫穷、偏僻之地，甚至是知名的省级、国家贫困县市，道路宽得能起降波音787、空客330，广场大得能举行百万人集会，府衙气派得更是堪比美国总统办公的白宫。如此说来，这种风气又与当下官员政绩观、用人观相呼应。也因此，徐晓凡花偌大力气在首都考察、调研之后，高调提出“看齐奥运场馆”的口号，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各路人马一番南下北上、东跑西颠，最终成果化作厚厚一叠花花绿绿的资料，小山一般堆积在秘书长江大伟案头。江秘书长不是凭文字起家，更不喜欢与枯燥材料打交道，简单排了一下顺序就算“综合”过，交到黄一平手上，由他再整理成书面报告提交廖志国。

黄一平吃的就是文字饭，无中生有、小中见大本是他的强项，眼下从一堆现成材料中整理出万把字的报告，简直是探囊取物、手到擒来。加上，他曾经跟随过冯开岭五年多，熟悉工程规划、建设中的诸业务，文字归纳、综述的同时，竟然将“鲲鹏馆”各项数据一并预估了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