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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江平已經半個月了。
這半個月，江平官場上都知道來了個新的市委副書記、代市長。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地見過。除了剛來那天的幹部大會，居思源在這十五天，準確點說是十四天，其中有一天他是回省城和女兒居淼一塊兒玩歡樂谷的。十四天中，他有一大半時間泡在房間內，看資料，甚至還專門看了兩本關於江平歷史文化方面的著作。另外的時間，在辦公室待了大概三天，也是看資料，他讓馬鳴把能找到的近五年的江平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全都找來了，桌上堆得山高。他只看，並不記錄。這一點，居思源是相信自己的記憶力的。小學時，他就發現在記憶力這一塊，他有特長。人家總是記不住的東西，他往往瞟上一眼就能記住，這功夫就連老師也感嘆少見。居老爺子那時剛剛從幹校解放出來，親自考了考兒子的特殊記憶能力，結果只說了一句話：要是在戰爭年代，你適合做偵察兵。做偵察兵，這是了不得的，並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從小，父親給他講戰場上的故事時，說到偵察兵，總是佩服得不行。這記憶能力，後來在報社當記者時，更顯露得讓同行驚詫。大家一塊兒採訪，別人都爭分奪秒地記錄，居思源卻只是聽着。後來寫出稿子時，居思源卻從來不錯，特別是記錄被採訪者的話語時，比人家用筆記錄得還完整。這事後來傳到人民日報社一位老總那裏，那老總到江南專門與居思源見面，提出讓居思源到北京工作。居思源正動搖間，當時省報老總王則勸他改行，並且已經獲得了省委宣傳部的同意。王則的理由是：當記者只能當十年，十年的記者生涯，足以爲將來的工作奠定基礎。那時，省委宣傳部正要人，他改行過去便是副處調（副處級調研員）。前兩年，在北京，一次宴席間，他竟然碰到了要他到北京工作的人民日報的那位老總，老總說：“看來你沒來是對的，不然，哪能主政一個省的科技工作？”
居思源要用最短的時間，將江平的一切都記在大腦裏。他甚至要超過在江平待過多年的那些幹部。
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在的幹部，能記住多少呢？上臺說話有祕書寫稿，出門調研有部門開炮，理論學習總是高調，具體辦事馬虎潦草。雖說全黨倡導學習型組織，但真正學習的能有幾個？不是不想學習，而是忙哪！開不完的會，批不完的文件，招不完的商，喫不完的飯局，接待不完的來賓……特別是一些基層幹部，整日陷在事務圈中。前年，居思源以廳長的身份到科技廳扶貧聯繫點，同當地的鎮黨委書記攀談。那書記就感嘆說，我們現在幾乎沒有時間學習，用的知識大多還是多年前的。要說有新知識，就是黨校輪訓時學一點。越到基層事務越複雜。最大的區別就是：上面是出政策，而下面是落實政策。
這就難了。難就難在兩個字——“落實”上。
這十四天，居思源還主持了一個會議，政府常務會議。這個會議是在他來江平的第五天召開的，除了見面，沒有其他議題。居思源開門見山，說就是想通過這個會，市長們增進些瞭解，特別是各自的工作上，有個直觀的印象。四個副市長都分別彙報了分管工作，政府祕書長華石生，就政府辦有關情況也作了說明。按一般規定，地級市至少可以配五到六個副市長的。江平以前也是六個。常務副市長高捷出了事，現在正異地看守，等待判決。另外一個副市長姓江，援藏去了。四個副市長中，向雋是中組部下派幹部，也住在政府後面的小樓上，因此算是跟居思源見面最多的。向雋大概四十歲，齊耳短髮，精神，知性，眉宇間又還透着些嬌柔。以前，她也到科技廳去過。她下到江平前，在部裏是副局長。下派幹部的身份因此就變得微妙。在地方上，她是副市長，但她真正的身份卻是部裏的副局長。副局長對江平來說，就是北京的領導了。江平的很多項目，都得在北京解決。所以，向雋彙報時，就直接說自己大部分時間是住在北京的，來江平就是來學習、來服務的。居思源笑着說：“不是服務，而是給江平帶來活力，帶來資源，帶來希望的。”
向雋清脆地一笑，其他幾個副市長也笑了。
副市長李遠，原來排名就在高捷之後。向雋來後，他只得退了一位。但高捷出事後，他事實上就是承擔着常務副市長的職責。他彙報的內容最雜，包括財政、金融、建設等好幾大塊，他一個人，就足足說了一個半小時。居思源一直聽着，偶爾在筆記本上記上幾筆。他記的大都是數字，或者一些疑問。中間，居思源問了李遠一次：“江平今年一到九月財政收入環比增長的幅度是多少？”
李遠愣了一下，他不知是沒聽懂居思源的意思，還是沒明白“環比”這個詞的意思，瞪着眼睛，臉色發紅。居思源見狀也就沒再往下問，他想，如果換作是他，他會提前將這些數字統計出來的。新市長來了聽取彙報是必然的，空話大話是說給別人聽的，自家人在一塊兒，說些數字就最有說服力。
副市長彭良凱在幾個副市長中年齡最大，五十出頭了，他同時還兼任着市公安局的局長。這個人軍人出身，腰桿子挺得筆直，這一點，居思源很喜歡。居老爺子現在雖然九十歲了，可無論站着，還是坐着，都力求筆挺。可見軍隊確實是座大熔爐，能將人鍛造成型，一輩子也難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