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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豐，字元皓，鉅鹿人，博覽多識，權略多奇，曾在朝中任侍御史，因不滿宦官專權，棄官歸家。
田豐生不逢時，處於王權中衰，世事紛擾的亂世，當時腐朽的宦官集團與士大夫勢力間，展開了長期而激烈的較量，對宦官的態度如何，是當時評價士人高下的主要標準。桓靈之間，宦官憑藉皇權的威力，興起兩次“黨錮之禍”，不少士人領袖被誅殺、禁錮，田豐正在洛陽任職，其態度如何呢，所謂“閹官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表明他雖沒有直接參與反宦官的鬥爭，但顯然是站在士大夫一邊的，其“棄官歸家”，便是對宦官專權的抗議。
中平六年，袁紹剿滅宦官勢力，但勝利果實被關西軍閥董卓竊取，爲籠絡人心，董卓一開始曾在朝廷內外“顯拔幽滯”，起用士人代表，韓馥被委爲冀州牧，冀州主要的士人如田豐、沮授、審配等都應闢入幕。此時，袁紹奔河北，領勃海郡太守，領導關東地區的反董卓戰爭，被推爲盟主。袁紹家族自高祖袁安以下“四世三公，由是權傾天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董卓西遷後，袁紹迫韓馥讓位，冀州士人多應之，田豐爲當地士人代表，袁紹“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
初平二年，袁紹登上冀州牧位之後，爲鞏固統治基礎，曾一度重用冀州士人，田豐、沮授、審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舉，“甚見器重”，成爲袁紹幕中主要僚佐。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區，主要的對手是幽州軍閥公孫瓚、黃巾餘部“黑山賊”，田豐屢隨袁紹出征，爲其籌畫，史稱“紹用豐謀，以平公孫瓚”，反映了他的功績。及至建安年間，袁紹控制了冀、青、幽、並四州，實現了“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衆”的戰略構想，下一步便是進行用兵河南的戰略轉移了。但田豐、沮授在爲袁紹制定發展戰略時曾指出，實現這一戰略轉變，必須具備一個重要條件，即迎奉漢獻帝，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輿論優勢，田豐提出“勸紹迎天子，紹不納”，這一謀略在當時確是深謀遠慮，比曹操集團荀彧的提議，早了三四年，令人遺憾的是，袁紹沒有采納這一建議，利用有利時機將漢獻帝迎奉至鄴城，從而鑄成了無可挽回的錯誤。
做爲第一流的謀士，田豐善於見微知着，靈活應變而不拘於陳式，建安五年，曹操得知袁紹欲南下決戰，而東南徐州在劉備手中，依附於袁紹，爲避免將來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曹操親領大軍東征。其謀士屢諫，懼袁紹乘機斷後，曹操認爲袁紹“性緩”，必遲疑不決，田豐看到了這一機會，進言袁紹：“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機動，斯其時也。”袁紹若立刻興師，曹操便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之中，這是曹操最不願意看到的事。相反，袁紹不出師，劉備會很快失敗，曹操回師佈防，專心抵禦袁紹，形勢便發生了變化。袁紹智不及此，竟“辭以子疾，未得行”，田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之機，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可謂愛之深，則言之切，但袁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對此，歷代論者無不爲之嘆息。
曹操返師，在黃河南岸設陣佈防，袁紹開始大舉南征，田豐“以既失前機，不宜便行”，諫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弗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並且重提“漸營”與“久持”之術，希望袁紹“外結英雄”、“內修農戰”，整治部伍，再施以“乘虛迭出”之計，即左右出擊，使對方疲於奔命，不戰自潰。他最後警告袁紹：“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袁紹不納，田豐“懇諫，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當曹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勝，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此後袁紹南征，在具體戰術上又不斷失誤，終於在官渡被曹操擊潰，幾乎全軍覆滅。逃亡途中，不少將士痛定思痛，“撫膝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有人以爲袁紹會改弦更張，對田豐說：“君必見重。”田豐深知袁紹“外寬內忌”的病態心理，說：“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果然，袁紹說：“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慚見之。”於是將其殺害，做爲聰明過人的一代傑出的謀士，田豐竟落得這樣一種結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劇。
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是什麼呢，大家都認爲在於袁紹不善用人，曹操的謀主荀彧、郭嘉、許攸等人，都是從袁紹集團中逃出來的，田豐、沮授既知袁紹之痼疾，爲何不“棄暗投明”擇技另棲呢？荀彧、郭嘉等棄紹歸操者，其籍貫多是河南，而田豐、沮授等爲冀州土着，故前者離開袁紹容易，而後者卻是鄉土宗族難離。他們盡忠於袁紹，是想穩定河北，發展勢力，但袁紹身爲汝南人，對冀州豪強勢力的發展頗爲憂懼，而其身邊的河南士人則乘機從中設阻，打擊河北士人。
袁紹後期其集團內部，兩股士人勢力衝突加劇，袁紹走上了韓馥的老路，在這一斗爭中，袁紹明顯偏向於河南士人，田豐之慘死，即也與此有關。史載：“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南征，逢紀爲留守，又讒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田豐等不願離棄袁紹，實際上是由其鄉土觀念決定的，而袁紹猜忌、壓制田豐諸人，也是由其地域觀念所引發，因此，可以說袁紹集團中地域派別的分化與鬥爭，纔是造成田豐、沮授諸人悲劇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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