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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畢竟是一位意圖完全執掌實權的天子。
起碼在現在,當他正逢銳意進取的時候，他連朝堂之上的執政黨羽都無法容忍，又怎麼會容忍那些僧侶肆意妄爲。
長孫無忌作爲太尉，還可以被他以法令管轄,需要上繳稅賦,也需要在面見他的時候敬拜行禮,但僧侶卻不同！
他們有着自主度化其餘僧侶、不遵從國家法令、不擔稅賦徭役、不拜君王親人的極大特權。
而事到如今,李治唯獨改變的,甚至也只是那個“不拜君親”之中的“親”字,對於君王，他們還是不必行禮的。
自長安出發趕赴洛陽的這一路上,或者說自媚娘提出令僧侶來修天津橋後，李治便令人更多地留意起了這些隨行僧侶的所做所爲。
也不知道是因爲這趟同行洛陽的優待,還是因爲早前大慈恩寺的那場無遮大會，讓其中的一部分人不知此爲君王利益權衡之下的決定,竟當真以爲，這是他李治要依託於佛教才能讓太子安康，也要依靠佛宗教義維繫治下安泰,於是在飲食與車馬待遇上多有挑剔。
可他不是梁武帝！他不需要大臣們將他從佛寺裏贖回來！
恰恰相反,他要佛教成爲自己手中的工具。
那眼下，既然世俗的地位和權力無法讓這些人聽話，民衆的輿論加上一個可以不講道理的“監工”，是不是能起到奇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