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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岁的我：
你好啊。
我有个大我九岁的哥哥，昨天开车离开北京，去海边了。他恨北京，但是又怕冷，所以冬天像熊一样宅在北京的暖气里，暖气一停，海棠花一开，他就逃离北京，去山东的海边杀掉一年里的其他时间。
就像他习惯性地恨北京一样，他也习惯性地打压我，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总强调我不如这个人、不如那个人。当我在世俗的标准里似乎比这些人牛逼了之后，他又会强调一切到最后都是无意义的，无论从宇宙还是佛法的角度看，我们都如恒河沙一样平淡无奇。昨天，我给他饯行，他没喝酒，平生第一次没打压我，说了如下的话：
“老弟啊，我不是打击你啊，其实人和人都差不多，谁能比谁强多少啊？但是，极其个别的人，后天遭遇了绝大多数人没遭遇的事儿，还万幸地活了下来，就成了所谓的天才。所以，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是后天的偶然。比如我一个同学，失手把三岁的儿子从三楼摔了出去，儿子竟然没死没伤，之后看什么事物都是0和1的组合。后来他儿子就成了顶尖的电脑黑客。我回想你的成长，你五岁那年生了场大病，甲肝、高烧、胆道蛔虫剧痛，差点儿没死掉，活过来之后，你脑子坏掉了。还有啊，十岁那年夏天，下雨，你不赶着回家，在槐树下坐着，看中学的女生放学往家赶。雷劈下来，槐树死了，你没死，你脑子进一步坏掉了。所以，从今天起，我承认你与众不同，是个后天形成的天才。”
今年的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我很快就要四十六岁了。被我哥哥的话提醒，回看我被雷劈的前半生，我如果在二十六岁时遥想四十六岁，会如何勾勒这二十年的日子？
我很有可能会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每天六点起床，七点查房，九点上手术或者出门诊，中午或许能睡一下下，下午再上手术或者泡图书馆，晚饭或许能喝一点儿酒，酒后想想某个美丽的护士或者某个美丽的病人，某些局部的细节或者整体的感觉，多数时候也就是想想，少数时候想得难受了，就写写。我手臂小肌肉群能力出众，这二十年里应该做了不少台很好的手术，让不少妇女延长了生命，但是这些人中的小一半会在手术后的五年内死去，战胜不了卵巢癌的大数规律。我比较鸡贼，这二十年里应该能选好合适的科研角度，在《中华医学》《中华妇产科学》等“中华”系列杂志发表二十篇以上的文章，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有一两篇发在Nature或者Science上。在二十六岁之后的二十年里，我应该可以升教授，但是协和医院妇产科有六十个比我更资深的教授，所以我没有一丝可能做妇科主任或者副主任。
实际发生的是，我二十七岁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马上就去美国念商学院了。毕业进了麦肯锡，靠着说清楚商业上的复杂问题挣钱吃饭，一干小十年；后来去了一家央企，先负责战略，做了六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再后来创建了亚洲最大的医疗集团。四十三岁后辞职，全职做医疗投资，至今。
这二十年里，每周八十小时的工作并没有成功抑制住我的表达欲，我压榨睡眠和假期，周末写杂文，春节年假写小说，大酒吐完写诗歌，大概两年成一本书。至今为止，出了六本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三本杂文集、一本创作诗集、一本翻译诗集。
我哥哥有一次喝多了说：“其实啊，你在文学上的运气超级好。你看啊，你写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半自传‘北京三部曲’，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很多青春期的学生会读、很多想了解北京的人会读。你酒后乱写的‘怪力乱神三部曲’，其中《不二》成了卖得最好的繁体中文小说，你还没被佛教徒打死，你真鸡贼。过去十年，你的短篇小说也卖了好几个电影改编权，杂文集就在你一直瞧不起的机场书店里卖着。你还创立了超简诗派，每到三月，有自来水的地方就有人提到‘春风十里不如你’，多少诗人写了一辈子一个字儿也留不下来啊。你还重译《飞鸟集》，创造了在21世纪诗集被下架的历史。其实，你想想，你还想干吗？多寿招辱，你现在死掉，相当完美。”我想了一下，我哥哥说得对，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多数没活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卡夫卡，四十一岁死了；劳伦斯，四十四岁；王小波，四十五岁；凯鲁亚克，四十七岁；卡佛，五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