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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場面說起來，全因劉遠而起。
就在這種情況下，一直冷眼旁觀，甚至被朝臣們認爲束手無策的劉遠終於有了動作，他直接下令另闢文學館，點名將先前一些明裏暗裏爲自己說話，站在皇帝一邊的學子放了進去，又將想要建立一門集百家之長的新學說的意願傳達給他們，並對學子們提出自己的要求：這門新學說，要博採百家之長，而且要於國有利，不能泛泛空談，最好是在著書立說之餘，還能總結出簡單明瞭的治國之策，以供本朝歷代皇帝參考，成爲萬世不易的典範。
這等要求雖然苛刻，卻恰好搔中了讀書人的癢處，他們或許不好榮華富貴，可有誰不願意讓自己的名字流傳青史，縱然不能與上古聖賢並列，但若能被後人提起時，景仰地尊稱一聲先哲，也不枉來到世上活這麼一趟了。
是以文學館的工作熱情特別高漲，而且與爭鳴殿不同，這些人起碼還有共同的目標，所以縱然爭論激烈，最後他們採集撰寫出來的條策，若是能夠經由丞相與皇帝親自過目並首肯，就能編入書中。
這個被後世稱爲國策之爭的事件，對國朝的影響是深刻而深遠的，由文學館編撰出來的《國論》，
事後宋諧奉劉遠之命，將《國論》所述種種，引申總結爲幾句話：以仁德治民，以明典鎮惡，禮遇士人，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則天下同樂。
這條寥寥幾句話的治國之策，不僅由此成爲大乾以後幾乎所有朝代的統治者所引用的治國典範，而且因爲它所包含的儒道法等各家思想，使得儒家並未像劉楨所熟知的歷史那樣，得到統治性的地位，更未被捧上神壇，而道家法家等其它各派學說也並未被打壓，百家學說，珍貴典籍得以流傳，而非消匿在歷史長河之中，這也成爲後世點評高祖皇帝劉遠時所津津樂道的一大功績。
作爲皇帝，劉遠的本意當然只是爲了維護統治，鞏固權威而已，但歷史的發展往往都會有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意外之喜。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如今劉遠不復先前被動的局面，一言九鼎的天子之威逐漸展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