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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霖所謂的《梁律》也就是《大梁律》。
大梁開國百年，歷經三朝。太（和諧）祖皇帝在朝之末，《大梁律》草創，而後經過幾次更定，整齊，至其後嗣即位，才頒行於天下。
然而天下之大，罪行無窮。世人千求百願，孽緣何起？苦果何結？
遠不是一本《大梁律》可盡囊其中。
於是《大梁律》規定，法司官員在議刑定罪時，若在《大梁律》中難以尋到準確的法條爲判罪之據，可引與罪情最爲相關的法條作爲依據，再根據實際的罪行，在量刑一項上進行適當調整，從而作出相對獨立的處刑意見。（此處參考《明朝法律》）
但這只是意見，並不能直接對犯人進行處置，最後仍需將“意見”上報刑部，由刑部議判，再交皇帝批定。
大梁朝君王更迭，經幾代皇帝批定的“意見”逐漸累積，終於在奉明年間，經三法司首官們的努力，整齊成集，定名《問刑條例》。
至明奉初年起，《大梁律》並攜《問刑條例》幾度整理增改，在趙河明的主持，以及宋飲冰、玉霖等刑部官員的合力推動，刑部獄依《律》貫行“憫囚恤囚”之理，禁止法司濫用嚴刑，迫囚誣服。
十年之間，玉霖跟隨趙河明左右，見證了他在法理與人情之間釐出經緯，在“人”的尊嚴和“法”的嚴明之間尋覓平衡，師生成果頗豐，她也因此深受鼓舞。
仕途上的良師的確能爲後來人劈開道上荊棘，撥雲見霧，刑部做官十年，作爲一個天生敏感的人，玉霖在精進自身律法修養之餘，數次訪巡刑獄女牢，軋斷了王少廉等人在女囚身上賺錢的門路，後又與趙河明相協，試圖在《問刑條例》上，加上對這等獄中淫罪的判定與懲戒，爲後來遭難的女囚，提供申述的依據。然而正如她所說，受了苦的女囚們，卻寧願自戕，也不肯作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