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一開口就是暴論 (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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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汪增其被批判，下放到武城的農場去刨糞，他只能苦中作樂。
回家探親的時候，他跟妻子笑着說冬天刨糞根本聞不到臭，崩到身上的也都是冰渣子，一抖就落地上了。
卻不談在零下一二十度的戶外，他鏟着這樣又臭又硬的冰碴，做着與自己身體和精神完全不匹配的工作，到底是怎樣的磨礪與辛酸。
後來那個年代，他在京劇團醉心創作，寫就了《沙家浜》等好幾個經典戲劇，傳唱一時，可是結果等到事情平復，他反而又因爲參與這些工作被調查。
當年寫得有多好、有多受歡迎，此刻受到的反噬就有多強烈。
就這樣，汪增其謹小慎微的生活到了1980年，若不是好友們的支持和人民文學、燕京文學這些編輯們反覆的鼓勵、做工作，也許他早就已經徹底放下他寫作的筆。
結果當他拿出一部《受戒》，把人世間的美好與純真寫得淋漓盡致，卻被人質疑爲“寫的挺好，但這有什麼意義？”
直至今時今日，在劉培文的座談會上，汪增其依然要躺槍，依舊要咬牙忍受別人的嘲諷。
是可忍，孰不可忍？
劉培文心中越想越氣，等到該他發言的時候，這股抑制不住的怒意已經成爲了一柄利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