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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介子之後百年，東漢班超再次讓人們見識到了諸夏大丈夫的英武與果決。
班定遠於鄯善火燒匈奴使館，次而在於闐國當着于闐人的面，把親匈奴派系殺的乾乾淨淨。
自班定遠後，再無如此英雄人物。
張越每每讀史，常常嘆息於此。
直到他穿越至此世才明白了爲何如此？
因爲，漢室尤其是西漢士大夫之中風行的公羊思潮，主導他們的行爲。
對漢室士大夫而言，國恥等於己恥。
若國恥不復，則自己要蒙春秋之誅，爲萬世鞭笞，甚至不可以入宗祀，死了也要以發覆面，無顏見祖宗先賢於九泉之下。
正是在這種強烈而明顯的羞恥心的驅使下傅介子可以冒奇險，刺王殺賊，常惠能爲了一個十三年前被龜茲人殺死的漢校尉，而不顧宣帝的反對，毅然矯詔，發車師、樓蘭、烏孫兵，圍困龜茲國，逼迫龜茲人交出殺人兇手，並謝罪道歉；班定遠只帶三十多人就能縱橫開闔，爲東漢王朝重新在西域建立起霸權。
後世的儒生說什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嚷嚷着什麼‘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但他們卻連給漢儒提鞋的資格也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