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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消咬破飽滿的草莓，就能看見夏天—夏天的塵埃和低矮的天空。至今，對我來說，夏季依然意味着暴雨時節。在我腦中，燥熱的白天與溼熱的黑夜沒有區別，但暴雨，突如其來的暴風驟雨讓我感到恐懼，也讓我平靜。不過，我的記憶已經模糊了。我記得我們生活過的那個小鎮上的一場夏季暴雨，想象母親經歷過的一九二九年的那個夏季。她說，那年的一場龍捲風颳走了半個南洛蘭鎮。我把她和我自己經歷過的夏季混淆在一起了。喫着草莓，想着暴雨，我彷彿看見了她。一個穿着粉紅絲裙的瘦女孩。一隻手撐着腰，另一隻手垂在腿邊—就那麼等候着。大風把她捲了起來，刮到比房子還要高的空中，可她依然站着，手撐着腰，面帶微笑。那隻垂落的手中握着的期盼和憧憬並沒有被那場災難改變。在一九二九年夏天的那場龍捲風中，我母親的手完好無損。當週圍的世界分崩離析，她依然堅強淡定，面帶微笑，從容不迫。我所能回想到的就這麼多了。公衆事件成爲個人生活中的真實，一箇中西部小鎮的季節變化成了我們卑微生活的命運女神。
我和弗裏達收到花籽時已是盛夏。從四月以來，我們就等待着裝着很多小包花籽的神奇包裹。每一小包賣五分錢，這最終會讓我們買到一輛新自行車。我們對此深信不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鎮上晃悠，售賣花籽。儘管媽媽只許我們去熟人家裏或熟悉的街道，我們還是把所有的門都敲遍了，出入向我們敞開的形形色色的人家：散發着油膩和尿騷味，六家擠在一起的十二間一套的房子；靠近鐵路、藏在樹林中的四室一套的小木房；魚市、肉店、傢俱店、理髮店、飯館上面的公寓；鋪着花地毯、擺着有凹槽邊的玻璃器皿的整潔磚房。
那年夏天我們賣花籽的時候只想着掙錢，只想着花籽，聽別人說話時心不在焉。到認識的人家裏，主人請我們進屋坐下，喝口冰水或者檸檬汁；我們坐着恢復體力，大人們繼續談話或者幹雜活。漸漸地，我們把斷斷續續的故事串聯起來，連成一個詭祕、可怕、糟糕的故事。無意中聽過兩三次諸如此類含含糊糊的談話後，我們意識到這個故事跟佩科拉有關。經過適當組合，那些談話片段大致如此展開：
“你聽說那女孩的事了嗎？”
“什麼事？懷孕？”
“沒錯。可你猜是誰幹的？”
“誰？那些臭小子我可認不全。”
“也是。但跟哪個小子都沒關係。他們說是喬利乾的。”
“喬利？她爸爸？”
“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