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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戰結束後的第十天，我妹妹勞拉開車墜下了橋。這座橋正在進行維修：她的汽車徑直闖過了橋上的“危險”警示牌。汽車掉下一百英尺深的溝壑，衝向新葉繁茂的樹頂，接着起火燃燒，滾到了溝底的淺溪中。橋身的大塊碎片落在了汽車上。
這起車禍是一名警察通知我的：警方查了汽車牌照，知道我是車主。這位警察說話的語氣不無恭敬，無疑是因爲認出了理查德的名字。他說，汽車的輪胎可能卡在了電車軌道上，也可能是剎車出了毛病。不過，他覺得有責任告訴我：當時有兩名目擊證人——一名退休律師和一名銀行出納，都相當可靠。他們聲稱目睹了事故的全過程。他們說，勞拉故意猛地轉彎，一下子衝下了橋，就像從人行道上走下來那麼簡單。他們注意到她的雙手握着方向盤，因爲她戴的白手套十分顯眼。
我認爲，並不是剎車出了毛病。她有她自己的原因。她的原因同別人的不一樣。她在這件事上完全是義無反顧。
“你們是想找個人去認屍吧，”我說，“我會盡快趕去的。”我能聽出自己聲音中的鎮定，彷彿是從遠處聽到的聲音。事實上，我是相當艱難地說出這句話的；我的嘴已經麻木了，我的整個臉也因爲痛苦而變得僵硬起來。我覺得自己好像剛看過牙醫似的。我對勞拉乾的這件傻事以及警察的暗示感到怒不可遏。一股熱風吹着我的腦袋，我的一綹綹頭髮飄旋起來，就像墨汁濺在了水裏。
“恐怕要進行一次驗屍，格里芬夫人。”他說道。
“那是自然，”我說，“不過，這是一次事故。我妹妹的駕駛技術本來就不好。”
我可以想象出勞拉那光潔的鵝蛋臉、她那扎得整整齊齊的髮髻，以及那天她穿的衣服——一件小圓領的連衫裙。裙子的顏色是冷色調的：海軍藍，或青灰色，或者是醫院走廊牆壁的那種綠色。那是悔罪者衣着的顏色——與其說是她自己選擇了這樣的顏色，倒不如說是她被關在這種顏色裏。還有她那一本正經的似笑非笑、她那被逗樂的揚眉，似乎她在欣賞美景。
白色手套是彼拉多在法庭上斷案時戴的。她在斷絕與我的關係，斷絕與我們大家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