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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點左右，父親會在踢踏舞的舞臺上作一次演講。演講總是很短，但無論是年長的男人還是女人都會專心致志地聆聽；女人們如此專注是因爲她們在廠裏做工，或者嫁給了廠裏的工人。隨着經濟的不景氣，就連年輕的男人也開始聽演講了；甚至身着夏裝、半裸着手臂的姑娘也不例外。父親的演講從來不長，但你可以從他話的字裏行間領會他的意思。“有理由高興”是好事；“有根據樂觀”就是壞事了。
那一年，天氣又熱又幹，持續了太長的時間。野餐會上沒有像往常那樣放許多氣球，也沒有旋轉木馬了。玉米棒子非常老，玉米粒皺得猶如人的指關節；檸檬汁喝上去像摻了水，熱狗被一搶而光。然而，蔡斯公司還沒有人被解僱。生產放慢了速度，但沒有解僱工人。
父親說了四次“有根據樂觀”，卻沒有一次提到“有理由高興”。臺下，工人們的神情一片焦急。
當我和勞拉還小的時候，我們很喜歡參加這種野餐會；現在情況卻不同了，我們到場卻是一種義務。我們得去亮亮相。這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耳濡目染：母親不管有多麼不舒服，她總是每場必到。
母親去世後，瑞妮就接管了我們。她對我們這一天的衣着打扮總是精心準備，一絲不苟。我們不能穿得太隨便，因爲這會顯示出一種輕蔑，似乎我們對鎮上人的看法毫不在乎；但也不能穿得太講究，因爲這會給人一種擺架子的感覺。現在我們長大了，可以自己挑選衣服——我剛滿十八歲，而勞拉十四歲半——不過我們已不再有很大的選擇餘地了。儘管我們有了一些瑞妮所說的好行頭，但過分的奢侈在我們家向來是不提倡的。不過，最近奢侈的定義變了，它意味着一切新的東西。野餐會上，我們倆穿的都是去年夏天穿過的藍色阿爾卑斯村姑裙和白襯衫。勞拉戴着我三年前的那頂帽子；我自己戴的則是去年的，只是換了一條絲帶而已。
勞拉似乎並不介意，而我卻相反。我說了自己的看法，勞拉說我太看重衣着了。
我們聽着父親的演講。（或者說我聽着。勞拉是一派聆聽的樣子——兩眼圓睜，頭專注地歪向一邊——但你根本無法知道她到底在聽什麼。）父親以前總是能夠成功地發表他的演說，不管他剛喝過什麼酒；可這一次卻說得結結巴巴。他將事先打好的講稿貼近他那隻好眼，然後又放遠一些，目光茫然，彷彿他並未訂購商品卻來了一張賬單。他的衣服從前都是很體面的，即便舊了也不失風度，可那天他的衣服看上去邋遢不堪。耳邊的頭髮參差不齊，看樣子需要修剪一下；他似乎滿臉困擾——甚至有些兇惡，活像一個走投無路的搶劫犯。
他演講完畢後，人們只是完成任務似地鼓了一下掌。有些男人湊在一起，小聲地談論着什麼；另一些人把茄克衫或毛毯鋪在地上，坐在樹底下，或者索性躺下來用手帕蓋着臉，打起了瞌睡。只有男人們才這麼做。女人們則保持清醒，十分注意。母親們帶着孩子們去河邊，踩在小沙灘上玩水。另一邊，一場塵土飛揚的籃球賽開始了；一羣觀衆昏沉沉地在一旁觀看。
我走到瑞妮身旁，幫她義賣糕餅。這種義賣是爲了誰？我記不起來了。不過，我每年都來幫忙——她正指望我這樣做。我對勞拉說她也該一起來，可她假裝沒聽到，慢慢走開了，晃動着她那下垂的帽檐。
我讓她走了。我應該看住她；瑞妮從未爲我操過什麼心，但是她認爲勞拉太輕信別人了，與陌生人太親密了。白奴販子總是在四處探尋，勞拉自然會成爲他們的目標。她會上一輛陌生的汽車，開一扇不熟悉的房門，穿過一條不該去的街道——那就完了，因爲她不分好人壞人，或者說她的判斷標準與別人不一樣。你無法提醒她，因爲她不理解這種提醒。倒不是她無視常規，她只是把它拋在了腦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