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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店工作最舒服的時候，就是在我給四樓的侍應打下手那天。我們在一間小餐具間幹活兒，那裏靠升降機與備餐間聯繫。待過了地下室，這裏真是讓人神清氣爽，主要工作也就是擦拭銀器和玻璃餐具，倒還像是人乾的活兒。侍應瓦倫蒂是個不錯的小夥子，我們倆獨處時，他幾乎平起平坐地待我，儘管如果有人在場，他得對我惡語相向，因爲侍應不能給洗碗工什麼好臉色。要是哪天他賺得多了，還會給我五法郎的小費。瓦倫蒂儀表堂堂，今年二十四歲，但是看上去就像十八歲，他跟大多數侍應一樣，儀態得體大方，深諳穿衣之道。他身着黑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領帶，青春鮮活的面龐配上光澤亮麗的褐色頭髮，看上去就像個伊頓公學[1]的學生。不過從十二歲起他就自己掙錢養活自己了，從貧民窟裏一路打拼到了今天。他的經歷曲折而豐富，先是沒有護照偷渡過意大利邊境，在北方的林蔭大道上推着獨輪車賣板栗，又因爲在倫敦打黑工坐了五十天大牢，到酒店之後有個老富婆看上了他，送了他一枚鑽戒，之後又指控他偷竊。空閒的時候我們會坐在升降機井邊抽菸，我很喜歡跟他閒聊。
打掃餐廳的日子就是我的噩夢。我不用洗盤子，那是廚房的人乾的活，我只需要負責盤子之外的餐具、銀器、餐刀和玻璃餐具。儘管如此，一干就是十三個小時，算下來我一天要用三四十塊洗碗布。法國舊時的洗碗方法只會讓清洗餐具的工作量翻番。餐具架是什麼？沒聽說過。肥皂片也沒有，只有黏糊糊的軟肥皂，在巴黎的硬質水裏還打不出泡沫。我幹活的地方是個骯髒擁擠的小屋，既是餐具間又是後廚房，直接連着餐廳。除了洗洗刷刷的工作之外，我還得給侍應送飯，伺候他們喫飯。大多數的侍應都傲慢無禮，讓人難以容忍，不止一次，我得靠拳頭才能讓他們對我客氣一點。通常做這活兒的是另一個女人，這幫傢伙讓她的生活痛苦不堪。
有時候四處打量這間骯髒狹小的後廚房還挺有意思，想想看，餐廳跟我們中間就隔了一道雙扇門而已。門的那邊坐着顧客，一切光鮮亮麗—一塵不染的桌布，一盆盆的鮮花，鏡子，鍍金的檐口，畫上去的小天使；而門的這邊，距離僅僅幾步之遙，我們這裏髒得令人作嘔，因爲這間後廚確實髒得令人作嘔。我們忙起來得到晚上纔有空掃地，地上都是肥皂水，混合着萵苣葉、碎紙片和被踩爛的食物。幾個侍應脫了外衣，露出流汗的腋窩，他們坐在桌邊攪拌沙拉，把大拇指插進奶油罐子裏。房間裏瀰漫着一股食物和汗水交雜在一起的味道。櫥櫃裏的餐具後面，隨處可見侍應們偷來的食品，也都髒兮兮的。後廚房只有兩個水槽，沒有洗手盆，所以經常能看到侍應在清洗餐具的水槽裏洗臉，不過反正顧客看不見。餐廳門外有一張椰殼墊子和一面鏡子，侍應通常會在那裏精心打扮一番，好以乾淨整潔的形象出去示人。
侍應走進餐廳的畫面很有啓示意義。穿過門的一剎那，他身上的一切便忽然起了變化。肩膀一下子就挺起來了，什麼灰塵啊不耐煩啊火氣啊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他從地毯上輕輕走過，帶着牧師一般肅穆的神色。我記得我們的副侍應領班，一個暴躁易怒的意大利人，他在餐廳門前停下大罵一個學徒，因爲他打碎了一瓶酒。他高舉拳頭上下揮舞，不停大聲嚷嚷（幸好門還有點隔音功能）。
“氣死我了——你管自己叫侍應嗎，小混蛋？去你媽的侍應！你連給你媽待的窯子擦地板都不配！下三濫！”
後來他找不出話說了，就轉身走到門口，開門時最後罵了一句，就像《湯姆·瓊斯》裏面的威斯特恩鄉紳[2]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