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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餘澤民</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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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並記住了馬洛伊·山多爾（Márai Sándor）這個名字，是在2003年翻譯匈牙利諾獎作家凱爾泰斯的《船伕日記》時。凱爾泰斯不僅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馬洛伊，將他與托馬斯·曼相提並論，稱他爲“民族精神的哺育者”，還抄錄了好幾段馬洛伊的日記，比如：“謊言，還從來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裏這樣地成爲創造歷史的力量”；“上帝無處不在，在教堂裏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熱崇拜，是陳腐的狂熱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開始買馬洛伊的小說讀，則是幾年後的事。原因很簡單，我在給自己翻譯的匈牙利作品寫譯者序時，發現我喜歡的作家們全都獲過“馬洛伊·山多爾文學獎”，包括凱爾泰斯·伊姆萊（Kertész Imre）、艾斯特哈茲·彼得（Esterházy Péter）、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納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巴爾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和德拉古曼·久爾吉（Dragomán György）。可以這麼說，當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長起來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讀他的書。
我讀他的第一本小說是《反叛者》，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羣對現實社會恐懼、迷惘的年輕人試圖遠離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結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陰謀。第二本是《草葉集》，是一位朋友作爲聖誕禮物送給我的，後來我又從另一位朋友那裏得到一張這本書的朗誦光盤。坦白地說，《草葉集》裏講的生活道理並不適合所有人讀；準確地說，只適合有理想主義氣質的精神貴族讀，雖是半個世紀前寫的，卻是超時空的，從側面也證明了一個事實，什麼主義都可能過時或被修正，但理想主義始終如一。我接下來讀的是《燭燼》和《一個市民的自白》，這兩部書使我徹底成爲了馬洛伊的推崇者。也許，在拜物的小時代，有人會覺得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離我們有點遙遠，跟我們面對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讀來感覺貼心貼肺，字字抵心。馬洛伊一生記錄、描寫、崇尚並踐行的人格，頗像中世紀的騎士，用凱爾泰斯的話說是“一種將自身與所有理想息息相牽繫的人格”。
三年前，譯林出版社與我聯繫，請我推薦幾部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薦了自己喜歡的這幾本，並攬下了《一個市民的自白》和《燭燼》的翻譯工作，其他幾部作品分別由郭曉晶、趙靜和舒蓀樂三位好友擔綱翻譯。譯林出的這幾本書中，《燭燼》和《僞裝成獨白的愛情》，臺灣地區在八年前出過繁體版，但是從意大利譯本轉譯的，自然留下許多遺憾，有不少誤譯、漏譯和猜譯之處，馬洛伊的語言風格也打了折扣。當然這不是譯者的過失，是“轉譯”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讀者強調的是，譯林推出的這套馬洛伊作品，全部是從匈牙利語直譯的，單從這個角度講也最貼近原著，即使讀過繁體版的讀者也不妨再讀一遍我們的譯本，肯定會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慮到繁體版的影響，編輯也曾打算沿用繁體版作者名“桑多·馬芮”的譯法，但我不同意這樣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後的歐洲民族，馬洛伊是姓，山多爾是名，繁體版把姓名順序顛倒過來，是不瞭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譯也不對，是從其他語言轉譯造成的，並不是根據匈牙利語發音。既然我們是從匈牙利語直譯，沒必要延續這樣的錯誤。再說，糾正錯譯正好強調了簡體譯本的權威性，能與“轉譯本”相區別。
關於書名的譯法。《燭燼》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csonkig égnek，直譯爲“蠟燭燃燒到了根部”。蠟燭是小說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從點燃蠟燭迎客講起，到蠟燭熄滅送客結束，兩位四十一年未見的老人聊了他們一生的滄桑。“燭燼”最貼近原文原意，“餘燼”讓人聯想到燼火的餘熱，少了“燭”字，意思偏差很大。
《僞裝成獨白的愛情》，匈文版原本是兩本書。1941年，馬洛伊寫了《真愛》（Az igazi）；四十年後，續寫了《尤迪特……和尾聲》（Judit…és az utóhang）。中文版將兩本書合在了一起，由四個人的獨白組成，另起一個書名是可以的。《僞裝成獨白的愛情》意在強調這是一部“令人驚豔的多視角多聲道的獨白小說”，是不錯的書名，但是提請讀者留意：儘管簡體版沿用了繁體版書名，但是由郭曉晶女士從匈牙利文重譯的，譯文質量高出許多，糾正了繁體譯本的大量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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