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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冰涼的鎖不停地生鏽，悄悄地鏽住了。阿黛萊達得知大夫和梅梅同居以後，便用鎖把小屋鎖上了。大夫搬走，她覺得是她的勝利。自從我讓大夫住在這兒起，她一直嘀嘀咕咕地反對。最後，她終於達到了目的。十七年過去了，那把“鐵將軍”依然把住房門。
如果說，我那八年中始終如一的態度已惹得天怒人怨，那麼，在我離開人世之前，難免會遭到報應。也許，在我活着的時候，就註定要爲所謂人類的義務、基督徒的天職付出代價。這不，早在那把鎖生鏽之前，馬丁就來到我家，夾着一個裝滿各種計劃（我從不知道這些計劃是真是假）的皮包，死乞白賴地要同我女兒結婚。來的那天，他身穿一件四個紐扣的外套，每個毛孔都散發出青春的活力，朝氣蓬勃、精神煥發，看了真教人喜愛。十一年前，他同伊莎貝爾結婚了。那是十二月的事。九年前，他夾着公文包上路了，裏面裝着我簽署的文件。他答應一旦做完那筆我出錢、他出力的生意，就馬上回來。九年過去了，他還沒回來，但是我並不能因此就認爲他是個騙子。我沒有權利認爲那求親只是個花招，目的是要我相信他是個好心人。
但是，那八年的經驗畢竟還是有點兒用處的，否則，馬丁就會住進那間小屋。這一次，阿黛萊達堅決反對，態度非常堅決、果斷，毫無商量的餘地。我知道，她寧肯把馬棚收拾出來當新房，也不肯讓新婚夫婦住進那間小屋。我毫不遲疑地同意了她的意見。這不啻是拖了八年之後，我終於承認了她的勝利。而如果說這一次我們錯信了馬丁，那麼，這個過錯應該由我們倆來分擔，就我們兩個人來說，沒有什麼勝負可言。至於後來的事情，就遠非人力所能及了，好似年鑑中的天氣預報一樣，是註定要發生的。
記得那之前我對梅梅說：離開我們家，去找一條更合適的生活道路吧。爲了這件事，阿黛萊達指着鼻子說我窩囊，說我耳根子太軟，當時，我發了通脾氣，堅持要大家聽我的，照我的意思辦（過去我也一向是這樣做的）。但其實，我也知道，對事態的發展我是無能爲力的。家裏的事並不聽從我的指揮，而是聽從另一種神祕力量的安排。這種力量左右着我們生活的進程，而我們自己不過是無足輕重的被馴服的工具而已。似乎一切事情，都無非是在自然而然、一環扣一環地實現某種預言罷了。
從梅梅開的藥鋪規模來看（一位勤勞的婦女一夜之間成了鄉村醫生的姘頭，早晚得去開藥鋪，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我斷定大夫在我們家攢下的錢要超過人們的估計。自他行醫以來，一邊看病一邊順手把錢丟進抽屜裏，票子、硬幣都沒有再動過。
梅梅的藥鋪開張時，人們認爲他就待在後面，但不知被什麼凶神惡煞逼得躲在裏面不出來。大家都知道，他不喫街上買來的食物，自己種了點兒菜。在開頭的幾個月裏，梅梅還給自己買點兒肉喫。過了一年，她也不買了，八成是總和這麼個人直接接觸，她也喫起素來了。後來，他們兩人一直躲在家裏，直到地方當局下令砸開屋門，捜查他們家，在菜園裏掘地三尺尋找梅梅的屍體。
大家估計他會一直躲在家裏，躺在破舊的吊牀上晃來晃去。不過，即使當時人們都覺得他不會再回到活人中間來了，我也還是認爲他不會這樣頑固地躲下去，也不會一直這樣默默地對抗上帝。他遲早要出來。一個人不可能遠離上帝、躲在屋裏過上半輩子。說不定什麼時候，他就會走到大街上，在拐角處無論碰上個什麼人都滔滔不絕地講一番心裏話（那些任憑宗教裁判所施盡酷刑也不會從他嘴裏掏出來的話。什麼手銬腳鐐、水燙火烤、釘十字架、壓槓子、打板子、燙眼睛、醃舌頭、上拷問臺、鞭抽棍打，以及美人計等等，全都沒用）。在他去世之前，這個時刻一定會到來。
對這件事，我早有把握。自從我們在走廊上交談的那天晚上起，我就產生了這個想法。後來我到小屋裏找他，叫他給梅梅瞧病，我心裏就更有數了。難道我能夠反對他和梅梅結爲夫妻，一起生活嗎？過去也許可以，那時卻不行了，因爲就在三個月前，他倒黴的一生又開始了新的一章。
那天夜裏，他沒有躺在吊牀上，而是仰面朝天地躺在行軍牀上，腦袋向後仰着，兩眼盯着天花板上那塊被蠟燭照得最明亮的地方。小屋有電燈，可是他從來不用。他喜歡在陰暗的角落裏躺着，兩眼望着黑洞洞的空間。我進屋的時候，他一動也沒動。不過，我發現我剛一踏進門檻，他就發覺有人進來了。我說：“給您多添麻煩了，大夫。那個印第安姑娘有點不舒服。”他從牀上微微欠起身來。剛纔，他已經覺察到有人進來，現在看到進來的是我，十分明顯，在這一剎那間，他的感覺是很不一樣的，這從他瞬間變化的神態中看得出來。他理了理頭髮，坐在牀沿上，等我開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