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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她十六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所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三十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穿黑色西服的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那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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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二十二岁，她十七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边听摇滚乐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却总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在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大门”、“滚石”、飞马、“深紫”、忧郁布鲁斯——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性交，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六十年代也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了。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