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年 失蹤的孩子 -11-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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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佛羅倫薩後,我和彼得羅談了離婚的事情,我們吵得不可開交。阿黛爾儘量保護兩個孩子,她和兩個孫女關在她的房間裏。我們忽然意識到,在女兒面前,我們吵得不盡興,沒法盡情表達自己,吵不起來,我們就出去了,在街上接着相互咒罵。最後,彼得羅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兒了。我非常氣憤,我再也不想看見他或者聽他的聲音。我回到了家裏,兩個孩子都睡了,我看到阿黛爾坐在廚房裏看書。我說:
“你看到他是怎麼對我的?”
“那你呢?”
“我?”
“是的,你有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怎麼對他的,還有你之前是怎麼對他的?”
我把她一個人撇在廚房裏,摔上門把自己關在臥室裏。她語氣裏傳遞的那種鄙視讓我很驚異,也讓我很受傷,這是她第一次公開對我表示出敵意。
第二天,我就動身去了法國,揹負着沉重的內疚感和很多要讀的書。在我走的時候,兩個女兒不停地哭泣。我越是要集中注意力讀書,就越是心亂:尼諾、彼得羅、我的兩個女兒、卡門頌揚她哥哥的話、安東尼奧的話、阿方索的變化,都一起浮上我的心頭。經過漫長的、讓人精疲力竭的火車旅行,我最後到達了巴黎,腦子比任何時候都亂。但是,當我到達火車站,在站臺那裏,我就看到了出版社的那兩位女士中比較年輕的那位,我的心情馬上變得愉悅,我感到一陣喜悅,那是我和尼諾在蒙彼利埃品嚐過的,一種視野拓寬的喜悅。但這次一切都要黯淡一些,沒有賓館,也沒有古蹟一樣的大禮堂。那兩位女士帶着我在大小城市做巡迴推廣,每天都有一場旅行,每天晚上在書店,甚至是在私人的房子裏,會組織一些辯論。至於喫飯睡覺,喫的是家裏煮的飯,睡在一張小牀上,有時候甚至是沙發上。
這場旅行讓我非常疲憊,我越來越不注意自己的外表,我瘦了。但是,每天晚上我遇到的讀者和編輯都很喜歡我,我在見面會的會場走來走去,用我匆忙學會和掌握的外語和他們進行討論。我逐漸又採用了幾年前我已經掌握的策略,就是我在推廣第一本書時的表現:我很自然就把那些細小的個人經歷,變成一種普遍的反思。每天晚上,我都能即興提到我的個人體驗。我談到了我成長的環境,那裏的貧窮和落後;我談到男人和女人的憤怒;談到了卡門,還有她和哥哥的關係,我認爲,那些暴力事件一定不是帕斯卡萊做的。我談到了從小我在我母親以及其他女人身上,看到的家庭生活和生育最糟糕的一面,還有男性對女性的奴役。我談到了,出於對一個男人的愛,一個女人會肆意中傷別的女人,傷害孩子。我談到了我和佛羅倫薩以及米蘭的女性主義團體的艱難關係,我當時低估了它作爲一種體驗的重要性,現在我發現,通過參加那些活動,還有那些痛苦的講述和反思,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談到了我從小就一直想要掌握男性的思維方式。我感覺自己是男性捏造出來的女性,是他們通過想象構建的,每天晚上,我都這樣說。我說到了,最近我看到了一個小時候的朋友,他是一個男性,但他正在盡一切努力,展示自己女性的一面。
我經常提到我在索拉拉的鞋店裏度過的那半小時,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事兒,也許這是因爲我從來都沒想起過莉拉。不知道爲什麼,在任何時候,我都沒提到過我們之間的友誼。有可能,我感覺到,她把我拖入了她和我們童年朋友的慾望裏,但她沒能力來描述她展示在我眼皮底下的東西。比如說,我忽然在阿方索身上看到的東西,她有沒有看到?她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排除了這種可能。她完全沉迷於城區的內部鬥爭,她也滿足於這一點。我呢,在法國的那些天,我感覺自己身處一個紛亂的中心,但我有能力總結出這些事情的規律。這些想法,通過我那本小書的成功得到了印證,這有助於平息我對未來的憂慮,就好像我通過寫出來的字,說出來的話能釐清的事情,在現實中也一定能釐清。我想,事情就是這樣:夫妻關係會崩潰,家庭會解體,文化支柱也會塌陷,社會民主的任何協調和適應也不可靠,這時候,我和尼諾、他的孩子、我的孩子、工人階級專政、女性,每樣東西都顯露出讓人出乎預料的一面。一個夜晚接着一個夜晚,我四處走動,我看到了一種全面解構又重新組合的誘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