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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司沃斯先生是偶然来到西班牙港的，除了中途一段短暂的间隔之外，他在那里了度余生，并在锡金街生活了最后的十五个春秋。当他离开哈奴曼大宅，离开他临别时没有看望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的时候，他最主要的顾虑是如何找个地方过夜。此时还是清早。太阳在高街的正上方不断地攀升，发出炫目的光芒，在阳光的映衬下每个人的轮廓都被金光勾勒着，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使得一切行动看起来都显得不协调和笨拙。两侧的建筑隐在潮湿的阴影里。
在路的交叉口，毕司沃斯先生还没有下定决心到什么地方去。大部分车流都是往北部去的：盖着油布的卡车，出租车，还有巴士。巴士缓缓地驶过毕司沃斯先生身边，售票员在踏板上探出身子，叫喊着让他上车。塔拉和阿扎德住在北部，那里还有他的母亲。他的哥哥们住在南部。他们都不会不让他借住的。但他却不想投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很容易就可以想象他在他们中间的情形。然后他又想起西班牙港也在北部，而他的姐夫兰姆昌德就住在那里。就在他思索兰姆昌德从前的邀请是否是认真的时候，一辆巴士在他跟前停下来，发出尖锐而拖长的刹车声，巴士的引擎有一半没有盖上，没有盖子的散热器冒着蒸汽，整个锡和木质的车身摇摇晃晃，然后一个年轻的男人——几乎还是个男孩子，那个售票员弯腰抓起毕司沃斯先生的纸箱，不由分说地、不耐烦地说：“西班牙港，伙计，西班牙港。”
在给阿扎德的巴士当售票员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曾经抓起过很多旅行者的箱子，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售票员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应付可能引发的不快。但是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箱子被拿走了，售票员的声音又是如此不耐烦，他怯懦起来，点了点头。“上来，上来，伙计。”售票员说。毕司沃斯先生爬上巴士，售票员把他的箱子搁到一边。
每当巴士停下来放下一个乘客或者截住另一个乘客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想，现在是否还来得及下车到南部去。但是他已经做了决定，他也没有力气再折回去；而且，他只有在售票员的帮助下才能拿到自己的箱子。他凝视着远处北部山脉上的一座房子，房子精致小巧，就像一个玩具房，当巴士不断朝北驶去，令他疑惑不解的是房子并没有逐渐变大，他像一个孩子似的琢磨着巴士最后是否会抵达那座房子。
现在是收割的季节。甘蔗地已经收割了一部分了，收割工和装卸工在齐膝的废料中工作着。田地之间的道路满是泥泞，灰黑色的水牛疲倦地拉着装满了高耸的甘蔗的大车。很快田野变化了，空气也变得没有那么黏稠。甘蔗地让位给稻田，田里的泥水倒映着蓝色的天空，纹丝不乱；这里有更多的树，木头房子代替了泥屋，虽然小而旧，但五脏俱全，房子上了漆，还带有百叶窗，镶着浮雕，但屋檐上，门上，窗户上和长满蕨类植物的阳台上，很多地方都开裂了。平原朝后倒退过去，山脉越来越近了，但是那座玩具房却一直是小小的，没有变化，当巴士转到东部大路上时，毕司沃斯先生看不见它了。这条路上排列着很多电线，看上去十分重要。巴士在繁忙的交通和喧闹声中朝西开去，经过一个个拥挤的红色和赭色的小村庄，最后停在山丘的脚下。右边是山，而从左边送来沼泽和大海的气息，那里是灰色的雾气迷蒙的水平面。他们抵达西班牙港了。大海陈腐的咸腥味中夹杂着从仓库溢出来的刺鼻的椰子和糖的甜味。
他一直都害怕这最终的到达，巴望着巴士能一直开下去，永远不停才好。但是当他在火车站旁边的广场下车的时候，他的忐忑不安一扫而光，他觉得兴奋而自由。这是自由的一天，这样的自由他从前只体会过一次，那时阿扎德的一个亲戚去世了，因而酒屋没有开张，所有人都离开了。他在海洋广场的一辆手推车买了椰子汁。能够在早晨的时光喝椰子汁是一件多么让人快乐的事情！他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走着，人行道旁边是川流不息的缓缓车流，他打量着商店、咖啡馆、餐馆的规模和数量，有轨电车，整齐划一的商店招牌，还有巨大的电影院——在昨夜的欢声笑语之后歇业了（而他在阿佤克斯的电影院只感到无聊），但依然张贴着海报，因为糨糊的关系，海报还是潮湿的，预告着下午和傍晚新的欢乐。他感受着整个城市；他不孤立地看待单个人，而是去看柜台或者桌子后面的人，手推车或者巴士驾驶盘后面的人；他看见的是人的活动，调动着他的感官，他知道在这一切背后是兴奋，隐秘的等待他去捕捉的兴奋。
直到四点，商店已经关门，电影院开张了，他才下定决心按照兰姆昌德给他的地址找过去。地址上说他们住在伍德布鲁克地区。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觉得这个名字很有韵味，却在那里失望地看到一块没有篱笆的地上两栋没有油漆过的老旧的木头房子，还有很多将就凑合的工棚。但是现在想回头，想重新决断，想开始另一趟旅程已经太迟了。向一个正在棚子前扇煤炉的黑人妇女打听之后，他走过一些被漂白过的石头，一个开放式的泥泞的排水槽，又经过一个低低的没有盖的排水槽，一根低矮的晾衣绳，来到后面，他在那里看见德黑蒂在另一个棚屋跟前扇煤炉，棚屋的一面墙是下水道路边的瓦楞铁栅栏。
寒暄之后，当他表明想和他们住一段时间，他们的惊讶不亚于他的失望。但是当他声明自己离开了莎玛之后，他们又表示了欢迎，他们的热心不单单是因为兴奋，而且因为在遇到麻烦时他来找了他们。
“你待在这里，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兰姆昌德说，“看，这里有留声机。你就坐在这里听音乐。”
德黑蒂甚至放下了以往对待毕司沃斯先生的阴郁态度，那种阴郁不再是自卫性的，只是一种没有含义的，单纯因为习惯形成的态度，让他们的关系简单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