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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聽那麼多人談論自己，也不失爲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檢察官與我的律師進行辯論時，我可以說，雙方對我的談論的確很多，也許談論我比談論我的罪行更多。但雙方的辯詞，果真有那麼大的區別嗎？律師舉起胳臂，承認我有罪，但認爲情有可原；檢察官伸出雙手，宣稱我有罪，而且認爲罪不可赦。使我隱隱約約感到不安的是一個東西，那便是有罪。雖然我顧慮重重，我有時仍想插進去講一講，但這時我的律師就這麼對我說：“別做聲，這樣對您的案子更有利。”可以說，人們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開的情況下處理這樁案子。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沒有我參與的情況下進行的。我的命運由他們決定，而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時不時，我真想打斷大家的話，這樣說：“歸根到底，究竟誰是被告？被告纔是至關重要的。我本人有話要說！”但經過考慮，我又沒有什麼要說了。而且，我應該承認，一個人對大家感興趣的問題，也不可能關注那麼久。例如，對檢察官的控詞，我很快就感到厭煩了。只有其中那些與整體無關的隻言片語、手勢動作、滔滔不絕講話，才使我感到驚訝，或者引起我的興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基本的思想是認定我殺人純系出自預謀。至少，他力圖證明這一點。正如他本人所說：“先生們，我將進行論證，進行雙重的論證。首先是舉出光天化日之下犯罪的事實，然後是揭示出我所看到的這個罪犯心理中的蛛絲馬跡。”他概述了媽媽死後的一連串事實，歷數了我的冷漠、我對媽媽歲數的無知、我第二天與女人去游泳、去看費爾南德的片子、與瑪麗回家上牀。我開始沒有搞清楚他的所指，因爲他老說什麼“他的情婦”、“他的情婦”，而在我看來，其實很簡單，就是瑪麗。接着，他又談雷蒙事件的過程。我發現他觀察事物的方式不夠清晰明瞭。他說的話還算合情合理。我先是與雷蒙合謀寫信，把他的情婦誘騙出來，讓這個“道德有問題”的男人去作踐她。後來我又在海灘上向雷蒙的仇人進行挑釁。雷蒙受了傷後，我向他要來了手槍。我爲了使用武器又獨自回到海灘。我按自己的預謀打死了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會兒。爲了“確保事情解決得徹底”，又開了四槍，沉着、穩定、在某種程度上是經過深思熟慮地又開了四槍。

“先生們，事情就是這樣，”檢察官說，“我給你們複述出全部事實的發展線索，說明此人完全是在神志清醒的狀態中殺了人。我要強調這一點。因爲這不是一樁普通的殺人案，不是一個未經思考、不是一個當時的條件情有可原、不是一個值得諸位考慮不妨減刑的罪行。先生們，此人，犯罪的此人是很聰明的。你們聽他說過話沒有？他善於應對，他很清楚每個字的分量。我們不能說他行動的時候不知他是在幹什麼。”

我聽着他侃侃而談，聽見了他說我這個人很聰明。但我難以理解，爲什麼一個普通人身上的優點，到了罪犯身上就成爲了他十惡不赦的罪狀。至少，他這種說法使我感到很驚詫，於是，我不去聽檢察官的長篇大論了，直到過了一會兒，我又聽見他這樣說：“難道此人表示過一次悔恨嗎？從來沒有，先生們，在整個預審過程中，此人從沒有對他這樁可憎的罪行流露過一絲沉痛的感情。”說到這裏，他向我轉過身來，用手指着我，繼續對我大加討伐，真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當然，我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有根有據。我對開槍殺人的行爲，的確一直並不怎麼悔恨。但他那麼慷慨激昂，卻使我感到奇怪。我真想親切地，甚至是帶着友情地向他解釋，我從來沒有對某件事真正悔恨過。我總是爲將要來到的事，爲今天或明天的事忙忙碌碌，操心勞神。但是，在我目前這種處境下，我當然不能以這種口吻對任何人說話。我沒有權利對人表示友情，沒有權利抱有善良的願望。想到這裏，我又試圖去傾聽檢察官的演說，因爲他開始評說我的靈魂了。

他說他一直在研究我的靈魂，結果發現其中空虛無物。他說我實際上沒有靈魂，沒有絲毫人性，沒有任何一條在人類靈魂中佔神聖地位的道德原則，所有這些都與我格格不入。他補充道：“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而譴責他。他既然不能獲得這些品德，我們也就不能怪他沒有。但是，我們現在是在法庭上，寬容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應該予以杜絕，而代之以正義的積極作用，這樣做並不那麼容易，但是更爲高尚。特別是在今天，我們在此人身上所看到的如此大的靈魂黑洞，正在變成整個社會有可能陷進去的深淵，就更有必要這樣做。”這時，他又說起了我對媽媽的態度。他把在辯論時說過的話又重複了一遍。但說這事的話要比說我殺人罪的話多得多，而且滔滔不絕，不厭其煩，最後使得我聽而不聞，只感覺到這天早晨的天氣熱得厲害。至少直到檢察官停了一下的時候。然後，他又以低沉而堅定不移的聲音說道：“先生們，我們這個法庭明天將要審判一樁最兇殘可惡的罪行，殺死親生父親的罪行。”據他說，這種殘忍的謀殺簡直令人無法想像。他希望人類的正義對此予以嚴懲而不手軟。但是他敢說那樁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惡，與我對媽媽的冷酷所引起的憎惡相比，幾乎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他認爲，一個在精神心理上殺死了自己母親的人，與一個謀害了自己父親的人，都是以同樣的罪名自絕於人類社會。在任何意義上來說，前一種罪行是後一種罪行的準備，它以某種方式預示着後一種罪行的發生，並使之合法化。他提高聲調繼續說：“先生們，我堅信，如果我說坐在這張凳子的人，與本法庭明天將要審判的謀殺案同樣罪不可恕，你們決不會認爲我這個想法過於魯莽。他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說到這裏，檢察官擦了擦因汗水閃閃發光的臉，他最後說，他的職責是痛苦的，但他要堅決地去完成。他宣稱，既然我連這個社會的基本法則都不承認，當然已與這個社會一刀兩斷；既然我對人類良心的基本反應麻木不仁，當然不能對它再有所指望。他說：“我現在向你們要求，取下此人的腦袋，在提出這個要求時，我的心情是輕快的，因爲，在我從事已久的職業生涯中，如果我有時也偶爾提出了處以極刑的要求的話，我從未像今天這樣感到我艱鉅的職責得了補償，達到了平衡，並通明透亮，因爲我的判斷是遵循着某種上天的、不可抗拒的旨意，是出自對這張臉孔的憎惡，在這張臉孔上，我除了看見有殘忍外，別無任何其他的東西。”

檢察官坐下後好久一會兒，大廳裏靜寂無聲。我因爲悶熱與驚愕而頭昏腦漲。庭長咳了兩聲，清清嗓子，用很低的聲音問我有沒有話要說。我站了起來，由於我憋了好久，急着要說，說起來就有點沒頭沒腦，我說我並沒有打死那個阿拉伯人的意圖。庭長回答說，這是肯定的，又說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搞清楚我爲自己辯護的要領，希望在聽取我律師的辯護詞之前，我先說清楚導致我殺人的動因。我說得很急，有點兒語無倫次，自己也意識到有些可笑，我說，那是因爲太陽起了作用。大廳裏發出了笑聲。我的律師聳了聳肩膀，馬上，庭長就讓他發言了。但他說，時間不早了，他的發言需要好幾個鐘頭，他要求推遲到下午再講。法庭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