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非虚构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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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的一些话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是一本长书，也是我最长的书之一。长书（必须说）比短书要难写一些，而对于这一本，我有更多的考虑。这本书完成二十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初的辛劳与抱负。
最早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以为我只会写小说。成为一个驾驭想象力的作家于我而言是最高贵的事情。但写完几本之后，我发现我的素材——我脑海中的素材、我的背景最终所能给予我的素材——不足以支持我的抱负。
这种抱负源自我所了解（或我自以为了解）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伟大小说传统。我说得这么谨慎，是因为在开始写作之前，实际上我并没有大量阅读。我现在明白了——我想我一直有所感受但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观念——那些小说诞生于一个比我所处的世界要远为整齐规范、智识上有序并充斥着各种信念的社会。假装自己来自一个同样完整有序的世界，在某些方面会使写作变得容易一点。我所讨论的秩序，简单来说就是常规，是圈定范围的舞台，是电视情景喜剧的基础条件。这个有边界的舞台的规则非常少，也很容易理解，混乱的外部世界没有侵入并消解这种幻象。我可以尝试那样写作。但若如此，我可能不会走得很远。我将不得不过分简化，回避很多东西。这将与我作为一个作家所设定的目标相悖。
我必须对自己的世界诚实。它更具流动性，更难描摹，无法以任何已被采用的十九世纪的方式展示给读者。每一个关于我自身、我的家庭或者背景的简单陈述都必须不过分绝对。
我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大西洋彼岸的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特立尼达是委内瑞拉和南美洲的近海岛屿。在我出生之时，这个小岛以农业为主（特立尼达同委内瑞拉一样富含石油，刚刚开始开发）。在此居住的大约五十万人，种族混杂，比如说我所处的亚洲印裔移民社区（非常清晰地由宗教、教育、财富和种姓背景分成了几部分）大约有十五万人。（我在另外的地方详述过这些数据，但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再次提一下。）
对那片土地我并没有深沉的热爱，也不喜欢那种殖民地的小格局。我将自己看成被世界古老文明遗弃的人，期盼尽快成为那个更大世界的一部分。一九五○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得以离开。我去英国接受大学教育，期待最终成为一名作家。此后我都不曾真正返乡。
作为一名作家，我的世界充满飞行，以及未完成的经验，充满多种文化和移民生活的细节与片段，一八八○年至一九○○年间从印度到新世界，一九五○年从新世界到欧洲，这些事情无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里缺乏那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稳定性，完全不同于那个产生了十九世纪伟大文学的社会，那个即便是一个童话的片段或者一个托尔斯泰的寓言都能够蕴含一个完整真实世界的社会。很快，正如我所言，我发现自己拥有的关于那个岛屿的零散素材，已经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