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买剧场 (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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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长座椅后的墙上，以及几个（由灰色大理石支撑的）哥特式拱门上方，高高挂着殖民时代一些著名印度裔孟买老市长的画像。画像中的人颇有威严，他们戴着假发或祆教⑥徒小帽或穆斯林头巾。这些人的威严，以及他们的威严在另一个时代可能激起的民族自尊，这些如今都走进了历史。

会议厅的格调如此完美，气势如此宏伟，建筑设置如此周全，令人很难想象湿婆军那种简单的橘黄色就能把这一切一笔勾销。这让我想起塞浦路斯岛上尼科西亚的天主教大教堂：穆斯林占有了它，清除了其中的大多数摆设，然后挂上写有《古兰经》经文的旗帜。这也让我想起十七世纪的马拉塔人：他们在莫卧儿⑦人和英国人之间乘隙活动，入侵的范围北及德里，东达孟加拉，最后征服远在南方的坦朱雷，自立为王。

从机场进入孟买的访客也许看得到一团人潮中那些矮小黝黑的身影，看得到尘土和废气，看得到在混凝土建筑之间挤成一簇的临时木屋，以及从这些木屋中延伸出的遮蔽物——像寄生关系般簇拥彼此，看得到不知要伊于胡底的人间惨象。然而，在这个市政会议厅里，在湿婆军的橘黄色和交叉剑上，你只看得到战争和征服的讯息。

这使得独立运动看起来像一段过渡时期。独立像某种革命般降临在印度；如今，在那场革命中还有许多场小革命。发生在孟买的情况也见诸印度其他地区：安德拉、泰米尔纳德、阿萨姆和旁遮普等邦。过去因为外来政权，抑或由于贫穷、缺乏时机或自卑而蛰伏的数十种特殊的身份认同，如今在印度各地开始苏醒。就好比那位旅馆工作人员，他对印度及其发展原本有另一番期望，如今却产生疏离和危机感，那可是一点都不奇怪。

我自己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访印度时，也有类似的疏离感。对我来说，那是一趟具有特殊意义的旅行：我以十九世纪出国的印度契约劳工后代的身份前往印度。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种移民的招募工作便持续进行着；他们主要来自东部恒河平原，然后从加尔各答的转运站被送往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其他地方的种植园，从事为期五年的劳动。包括我祖先在内的人们前往太平洋上的斐济，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南非，西印度群岛的一些领土，尤其是英属与荷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我的祖先前往特立尼达——照我的推算，应该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

这些海外的印度人群成分复杂。他们构成了小型的印度，其中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各种不同种姓的成员。他们是弱势群体，没有代表选举权，缺乏政治传统。由于语言及文化的不同，他们不仅跟周围其他人没有接触，跟印度本土（离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有好几个礼拜轮船航程之远）也没有接触。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他们发展出在印度不可能存在的对印度人社群的归属意识。这种社群意识的力量可能会凌驾于宗教和种姓之上。

上个世纪末，三十几岁的甘地前往南非，开始在当地的印度移民之间从事活动时，他所发现的正是这种印度人社群的观念——当时，他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或历史或文学的观念。也就是在他在南非停留的十五年间，甘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着领导一次全印度的宗教政治活动的使命。

我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印度独立前的十五年。在成长过程中，我对印度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我的祖先来自那个国家——这不是当时的我乐于深入探究的。我们是一个农业族群。在特立尼达，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殖民制度下的甘蔗农场工作；我们大多数人过着穷日子，许多人住在茅顶土墙的小屋里。移民到新世界让我们摆脱了印度农民逆来顺受的古老习性，使我们心怀抱负，但是在大萧条年代，殖民统治下的农业社会特立尼达却提供不了什么机会。因为看到周围的贫穷，因为觉得世界是一座牢狱（我们四处碰壁），我的先人为了改善处境而离开的那个印度便在我心中成了最可怕的地方。这个印度存在于我自己的心中，有别于我从报纸和书籍上读到的印度。这个印度——或者说，这种对我们原居住地所产生的焦虑——就像是盘踞在心头的恶魔。

还有第二个印度。它跟第一个印度相辅相成。这第二个印度是独立运动时期的印度、伟人辈出的印度，也是拥有伟大文明和伟大古代历史的印度。当我们处于种种困境时，是这个印度让我们得到慰藉。它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的一个层面；在多民族的特立尼达，我们所发展出的这种认同已经变得更像民族认同了。

我一九六二年初访印度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种认同，但到了印度，我却发现它在那里并无意义。印度人社群的概念——也就是涵盖整个大陆的印度身份观——只有当那个社群规模很小、属于少数民族并孤立隔绝时才会有意义。印度挤满了几亿人口，混乱和裂隙是其严重问题；在这里，泛大陆的认同概念根本得不到共鸣。人们需要的是一些能让他们为自己定位的较低层次的概念；他们在区域、家族、种姓和家庭这些较小的群体里找到了稳定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