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湖中之屋──重返印度 (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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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丽华大饭店待了四个多月，认识了在那里工作、在花园尽头的厨房里抽水烟的所有人。开始时十分重要的阿里·穆罕默德很快就退到一旁。巴特先生拥有这家旅馆，但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仅以微笑和手势沟通。巴特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亚齐兹。他不识字。但他有社交方面的敏锐判断力，擅长观看脸色和判断情势；他记忆力惊人；他一口怪里怪气的英语，是单靠耳朵听学来的。在丽华大饭店那四个月，我找人办事的对象就是亚齐兹，和我一起去高地山谷短途旅行的也是亚齐兹。在该地八月的大朝圣期间，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为我安排了阿马尔纳特洞窟的远足，亚齐兹还与我同行，以便照管他们为我雇用的一批随从。

我写我的书。原本只是一个念头、一个冲动、一连串联想，在动笔时觉得不真实的东西开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开始在那个有两个景观的房间里施展它自己的力量。觉得一本书一日一日在成长，那也是那个季节令人舒服和安心的部分原因。亚齐兹和巴特先生张罗了一张书桌让我写作。他们还给了我一盏桌灯。

翌年，在南伦敦一套令人难受的附家具的公寓里，我开始写我关于印度的书。我是打算写这样的一本书，但过了几星期我开始放弃这个念头。游记写作对我而言是新经验，我想不出该用什么叙述方式来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我受不了我所看到的苦难。我没写日记，也未记下多少有系统的笔记。但钱已经花了，书非写不可。回来整整两三个月后，我开始下笔。在撰写过程中，克什米尔那段时日也扮演了它前一年在印度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休憩点。日复一日地回想，原先不知如何叙述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了。

书写成了——整理了记忆的头绪，摸清了叙述的门路，面对并写出了我的印度情结——细节开始模糊。终于，我不再读那本书。克什米尔与丽华大饭店，以及巴特先生和亚齐兹，却仍然鲜明，一个万事顺遂之时节的记忆。在那之后，我可以随时回克什米尔。乘飞机旅行已经把世界变得更为单纯，简化了我们处理过去某些部分的方式。有时，有人会写信告诉我那个旅馆的事。有人寄给我一张照片，让我看那栋建筑的一些改变。我却不曾想要回去。

这次我回来了。我坐飞机前去，因此看到了二十七年前没见过也不曾接近的机场。由于旁遮普局势紧张，德里机场有严格的安检。斯利那加③的警戒加强了：克什米尔山谷动荡不安。一九六二年这里也不安定。但是现在印度到处大家都更加紧张，而且对当局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进城的道路正在整修。路旁有许多新的大房子。一九六二年我没见过这种私人财产。市中心一如我记忆中阴沉的中世纪的样貌：仿佛克什米尔那么多原本像颜料盒般缤纷艳丽的颜色都在这里混在一起，结果形成一团像脏泥巴一样的东西。老旧或看似老旧的建筑上，砖木都是泥土色的。街道上所见之物也是泥土色的，那是路人色彩斑驳的衣服所造成的颜色效应。流经城里那条水涨岸陡的河流也是泥土色的——河面间或有一片绿藻或绿藻硬块。这条河流的一个河湾或支流里并排泊满了没有上漆的小船屋：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排船屋是贫民区，这些漂浮小屋就永远停泊在河岸上，在岸上各有附属建筑物。

我对船屋的灰褐色犹有记忆，人潮和拥挤上回倒未曾见识。我也想起一九六二年有人告诉过我，英治时代（虽然克什米尔是君主邦国，有自己的统治者），印度人不得在城里的主要道路湖滨大道上行走。那已是陈年往事了。克什米尔印度人的城区已经突破限制，一路沿湖滨大道扩展。这个新扩展的地段可就不是一片灰扑扑，像典型的印度购物闹区一样，这里尽是混凝土建筑、玻璃门窗、新油漆，以及旅馆、店铺、招牌。面对这里，一九六二年还只是一片水的一段湖面上则是一长排观光船屋，每间船屋各有招牌：克什米尔人和观光客像两支列阵相对的球队——观光客受限在船屋里，无法移动自如或声东击西。岸上的克什米尔人却生龙活虎，随时可以应付登陆的敌军，他们这方还有不知会从哪儿冒出来的非正规部队，划着低浅的船在湖上四处来回，有办法窜进敌方最小的缝隙。湖滨大道这一大段人声鼎沸，就像市集一样。

过了这片新开发区一点距离，在湖滨大道尽头，就是坐落在一片宽阔土地上的王宫大饭店。这回我就下榻于此。这家宾馆过去是克什米尔大公的夏宫。它是建于三十年代的庞大而朴素的建筑，低矮宽广，远离湖和大道。倒数第二代大公辟植的苹果园正值开花季节，杏树也一样。和城里的泥土色比较起来，这里的颜色可说是极其鲜艳的春绿。

这座建筑还是真正王宫的时候我来过。一九六二年，大公卡兰·辛格就住在这里，他在克什米尔邦的官职是邦长，我曾不止一次受邀到王宫吃晚餐。有一次赴宴，我乘坐“通嘎”——一种马拉车，马匹颠簸地爬着长而陡峭的车道。我走路都还更快一点。坐在通嘎里让人觉得很荒谬，但我不知该怎么办。这种情景看在等候的官员眼中可算有损尊严：他们终于开了一辆吉普车来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