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复兴抑或继续 (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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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来顺受。印度对人的需要就是这些，人所愿意付出的也是这些。家有家规，种姓亦有其规。对徒弟来说，师父（不管是圣人还是音乐老师）就是神，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即使他不是很理解为何如此，就如同巴韦并不理解甘地一样。学习神圣典籍必须凭借内心，学习学校课本必须凭借内心，还有大学的教科书以及讲座记录。“西方的教育体系中有个错误，”维诺巴·巴韦几年前说，“在凭借内心学习经典方面毫不施压。”中学生们像小和尚念经一样诵读课文，而且像小和尚一样，一有访问者出现便提高嗓门，显示他们的热情。所以，印度把新生代吸收进旧我之中，以老方法使用新工具，清除自身不需要的思想，保持其平衡。土地的贫穷反映在思想的贫穷上；如果不这样则会平添灾祸。
被征服的文明也是受挫的文明，它使人服从于灵活的“教义”，与土地一起日渐萎缩。甘地唤醒了印度，但他所唤醒的不过是那个受挫的印度，是他继南非之后所需要的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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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小说家往往会把自己分割开来，注入各个角色中去，无意识地建立起一种和谐共存，给予其主题一种封闭的紧凑感，多面向的甘地也扩散于现代印度的各个方面。他是隐匿的，除了化身于如今垂死的巴韦外，他是不为人知的，但印度今天上演的这一幕幕他在六十年前就已经安排好了，那时他结束了在南非的种族斗争刚刚回国。创造者不必了解他执迷的根源，他的责任仅仅是让局面动起来。甘地给印度带来了政治，又唤起了古老的宗教情感。他令两者互为助益，带来了觉醒。但在独立的印度，这一觉醒的元素却令两者相互否定。没有政府能靠甘地的幻想生存。被甘地转化为一种民族主张的灵性，被征服人民的慰藉，已经明显变质，成了一如从前的虚无主义。
流亡的反对派发言人大谈民主自由的丧失，他们的抱怨是公允的。不过那些借来的词汇隐藏着过时的甘地式执迷，同“紧急状态”条款一样具有破坏性：“罗摩之治”的幻想，灵性的幻想，回归村庄，简朴。在这些构成政治冲突的执迷当中，仍可见到甘地在伦敦学习法律时那段盲目岁月的骚动以及他在南非二十年的种族伤痕，它们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鲜活地存在着。如今甘地反对西方及虚无主义的根源已经丧失，在南非失败的二十年已经从印度人的意识中删除了。不过，如果甘地从其他途径解决他的困难，如果（像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他没有如此成功地转化他的原始伤害（在他身上一定大部分是种族的），如果他为印度规划出另一种生存法则，他就可能给独立的印度留下一种意识形态，有了它，印度可能已经产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产生大陆的种族意识和印度人特有的归属感，甘地全部的政治目标可能已经借此实现，甚至实现得更多。它们不但会动摇“不可接触者”制度、淹没种姓制度，而且会唤醒个人，让人在一种更广义的认同中自立，建立起关于人类之卓越的新概念。
如今，曾为他争执的人不知为什么而争执，不论甘地还是旧印度都没有解决当前危机的方法。他是旧印度最后的表达，他把印度带到了路的尽头。所有有关“紧急状态”的争论，所有涉及他名字的东西，都反映了印度智识的真空，反映了他试图赋予其新生的那个文明的空虚。
在被征服的印度，“复兴”通常是指对被压抑、被侮辱之事物的重新发现，是对旧方式的赞颂。在休养生息时，人们从没有抓紧机会（或是缺乏智识手段）往前赶，灾难随后就会再次降临。艺术史家告诉我们，欧洲文艺复兴兴起于人们意识到过去不复存在之时，奥维德⑧和维吉尔不能再被视为古代的修士，人必须在过去与自己之间设置距离，以更好地了解过去，更多地从中获益。印度总以另外的方式寻求复兴，用接续的方式。凭借最早的典籍，人们回溯过去，把现在称为“黑暗年代”，就像他们站在今天回顾甘地抗英的日子，把其后所有事都看作玷污，而不是过去的作用。当印度力图回到从前的观念中时，它并不会把握过去，也不会借此丰富自身。过去只能通过研究和治学，通过智识而非灵性法则来把握。过去必须被看作是已死的，否则过去将扼杀未来。
甘地式印度的稳定其实是一个幻象，印度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度稳定。但在当前的不确定和空虚之中存在着真实的新开端的可能，在长期的灵性之夜过后，印度会涌现思想。“印度的危机并不是政治性的，那只是德里方面的看法。独裁或军人统治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危机也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所有这些不过在从不同方面反映着更大的危机，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其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更迅速地衰败。”我在一九六七年这样写道。那对我来说是个更黑暗的年代。
一九七五年八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
<u>①</u>甘地当年持头等铺位票坐火车去比勒陀利亚。晚上行至纳塔尔省的马利兹堡时，车上的官员要求甘地去货车车厢，甘地不从，官员和警察便强行把他赶下火车。根据南非当时的法律，铁路当局的做法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