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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眠》（《眠り》，此次标题改为《ねむり》）这篇稍稍偏长的短篇小说，是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
当时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写不出小说。表达得更准确一点，就是我怎么也没有心思写小说。究其原因有诸多种种，说得笼统一点，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我在好些方面处于严峻的境遇。无论是作为小说家还是作为个人，都接连不断发生各种令人烦心的事。我刚刚迎来四十岁，大约就年龄而言也恰好处于这类烦心事频频从天而降的时期。虽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两部长篇小说刚刚大获成功，可是连我自己都知道，心，变得僵硬而冷漠。
那一时期我在罗马城靠近梵蒂冈的公寓里居住。在日照并不太好的窗前摆上桌子，一边眺望着外边繁华热闹的大街一边工作。几乎没有什么社交，只有我们夫妻二人默默度日。因为无心写小说，前一年的秋天花了一个月时间，和摄影师驱车去希腊与土耳其旅行了一圈，写了本游记。旅行相当艰辛，我是又黑又瘦地回到了罗马。在那里越过一冬，不久春天再度到来。记得在那期间，我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做翻译工作。
然而随着春天到来，户外的光线渐渐变得明亮，我能感觉心中迄今冻得僵硬的东西，一点点地开始变软、融化。我在案前落座，打开文字处理机的电源，开始写起睽违已久的小说来。于是仿佛倾吐积蓄已久的东西，我几乎一气呵成地写出《眠》和《电视人》。这两部作品在我心里是两件套。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先写的是《眠》。
如今重新读来，与我一贯的短篇小说相比，这两部作品都让人觉得稍显亢奋。恐怕是我当时心境的反映吧。但总而言之，我就是借助这两个短篇，得以成功地重新返回小说家的跑道。在这层意义上，它们是深深珍藏在我心底的作品，于我而言也是值得纪念的作品。每当想起这两部作品，春天罗马街市的光景便会在我的脑海里苏醒过来。人们大着嗓门比手画脚站着聊天，汽车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停车的空隙，鲜花店前满溢着艳丽的色彩。好啦，今后还得设法混下去，我想。
《眠》和《电视人》被《纽约客》翻译发表，声誉还不算坏。对于重新出发来讲，似乎不妨说是个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