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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
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
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
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
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
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