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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回到家裏就給阿黛爾打電話，想知道我的書的德語譯本是怎麼回事，就是安東尼奧送給我的那本。她也雲裏霧裏的，對此也一無所知，她給出版社打了電話。過了一會兒，她又打過來了，對我說，那本書不僅僅在德國出版了，在法國和西班牙也出版了。這時候我問，那我該怎麼辦？阿黛爾的聲音有些不安，說：“你不用做什麼，這是一件好事兒。”我有些吞吞吐吐地說，我當然很高興，但我要做什麼具體的事兒嗎？比如說，我要出國去推廣嗎？她很溫和地回答我說：“埃萊娜，你不需要做什麼，不幸的是，那本書在哪兒都沒賣出去。”
我的心情變得很糟糕。我給出版社打電話，詢問他們關於我的書翻譯出版的消息，但讓我憤怒的是，沒有任何人想過通知我這些事。最後，我對一個無動於衷的職員說：“我是從一個半文盲朋友那兒，而不是從你們這裏得知：我的書在德國出版了。你們到底是怎麼工作的？”後來，我向她道歉，我覺得自己很愚蠢。最後，那些法語、西班牙語還有德語的翻譯版本都發到我這裏，德語版本不像安東尼奧帶給我的那本那樣皺巴巴的。那些翻譯版本都很粗糙：封面上有穿着黑衣服的女人，有留着大鬍子的男人，頭上戴着鴨舌帽，還有晾在外面的衣服。我翻閱着這些國外的版本，我給彼得羅看，最後我把它們和其他書一起放在書架上。沒用的紙，沉默的紙。
我開始了一段疲憊的、心煩意亂的時光。我每天都給埃莉莎打電話，問她馬爾切洛是不是還是那麼客氣，問他們是不是決定要結婚了。聽到我的囉嗦，她會很歡快地笑起來，跟我講了他們的愉快生活，他們開車或者坐飛機進行的旅行，以及我兩個弟弟的發展，還有我們的父親和母親現在有多好。現在，我時不時會對她產生嫉妒。我很累，也很心煩，艾爾莎不停地生病，黛黛希望得到關注，彼得羅一直無法完成他的書。我爲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兒發火，我罵兩個孩子，和我丈夫吵架，結果是他們三個都很害怕我。最後，兩個孩子看到我經過她們的房間門口，都會停下游戲，很警惕地看着我。彼得羅有越來越多的時間，都待在大學的圖書館裏，而不是家裏。他一大早出去，晚上纔回來，他回來時，身上好像帶着衝突的痕跡。我現在已經完全被排除在公衆生活之外，我只能在報紙上看到那些衝突：法西斯分子拿刀子捅人、殺人，那些極左人士也毫不示弱。警察現在獲得了法律許可，他們可以開槍，在佛羅倫薩也已經出現這種情況了。最後發生了一件在我預料之中的事：彼得羅成了一樁糟糕事件的核心人物，這事兒在報紙上也激起了各種爭論。某次考試，他給一個學生判了不及格，而這個學生是投入戰鬥的積極分子。這個年輕人當着所有人的面罵了他，並用一把槍對着他——這不是他跟我講的，而是一個熟人講的，這個人當時也沒在場，也是聽人說的——這時候，彼得羅不慌不忙地把不及格的分數寫上，把學生證還給那個男生，然後他清清楚楚地說：“您要麼現在開槍，要麼趕緊把武器拿開，因爲過一分鐘，我一從這個教室出去，就會去告您。”那個男生拿着槍，一直對着他，過了很長的幾秒，他把槍放進口袋裏，拿起學生證跑開了。過了幾分鐘，彼得羅去了警察局，那個學生馬上被逮捕了。但事情還沒結束，那個男生的家長，不是直接和彼得羅，而是直接和彼得羅的父親溝通，讓他父親說服他收回起訴。圭多·艾羅塔試着說服他兒子，他們通了好多次電話，每次時間都很長。讓我喫驚的是，在通話過程中，我聽到老艾羅塔教授失去了耐性，抬高了嗓門，但彼得羅毫不讓步。直到最後，我很激動地問他：
“你意識到你在做什麼嗎？”
“那我應該怎麼做。”
“不要把關係搞得那麼緊張。”
“我不明白。”
“那是你不想明白，你和我們在比薩時的某些教授一模一樣，就是那些最讓人討厭的教授。”
“我不覺得。”
“這是事實。你已經忘記了，我們當時多麼努力才能通過那些沒用、也沒意思的考試，簡直是白費力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