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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要成爲一個像樣的男人，
目前我這樣的男人別再生存！
——丁尼生《莫德》，1855
在給這部小說安排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傳統結局之後，我最好再做一個解釋： 我在最後面的兩章所描寫的一切的確都發生過，但是發生的方式未必和你想象的一致。
我以前曾經說過，雖然我們當中寫詩的人並不多，但我們都是詩人。我們同時又都是小說家，因爲我們習慣於用小說來描繪自己的未來，但是今天我們可能更傾向於用電影來表現自己了。我們把對未來的各種假設放在頭腦裏過電影： 我們會如何行事，我們的命運將會如何，等等。待到真正的未來變成了現在的時候，這些小說或電影中的假設對我們的實際行爲所產生的作用，往往大大超出我們通常的估計。
查爾斯也不例外。你在前面讀到的最後幾頁並非真實發生過的事情，而是他從倫敦前往埃克塞特途中幾個小時裏想象可能發生的情景。可以肯定，他的想象不像我運用的敘事手法那樣詳盡和連貫。我可以保證，他不會有那麼大的興趣去詳盡地追蹤波爾坦尼太太死後的經歷。但是他一定希望她去見閻王，這樣結局也就差不多一樣了。
尤其是，他覺得自己的故事已經快要結尾了，而他並不喜歡這個結尾。如果你在前面的最後兩章中注意到故事發展情節中的唐突，缺乏協調一致，有悖於查爾斯更深層次的行爲發展可能性，以及他的壽命幾乎達到一又四分之一世紀這一細小事實，如果你疑心作者的寫作活力行將枯竭（這在文學創作上並非罕見），於是當他覺得自己的創作還處於領先狀態的時候便隨心所欲地中止了與其他作家的比賽，請不要責怪我，因爲所有這些感覺，或者對這些感覺的思考，在查爾斯自己的頭腦裏全都有。他似乎認爲，這本寫他的事情的書將以一個顯然是很糟糕的結尾而告終。
本書中的“我”，那個以巧妙的虛僞理由讓薩拉湮沒無聞的“我”，並不是我自己。它只是某種對事物極爲冷淡的態度的擬人化——它懷着太強烈的敵意，查爾斯不可能把它當作“上帝”——它把它的惡毒的慣性力量放在天平上歐內斯蒂娜這一邊，那就像是一個不容改變的前行方向，一成不變，好比載着查爾斯的火車始終是向前的。
我說，查爾斯那天在倫敦的越軌行爲之後決定和歐內斯蒂娜結婚，我並沒有騙你。那是他的正式決定，就像他曾正式決定（用反應這個詞更加確切）擔任聖職一樣。我騙你的，在於分析那封只有三個詞的信繼續對他產生的影響。實際上，那封信讓他備受折磨、六神無主、心亂如麻。他越想它，那封只寄地址——沒有任何別的內容——的信就越像是薩拉寫的。這和她的其他一切行爲完全合拍，只能用矛盾修辭法來形容： 既勾引又退縮，既微妙又簡單，既驕傲又乞求，既辯護又指控。維多利亞時代是一個喜歡長篇大論的時代，不習慣於隱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