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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突如其来的泰米尔语，那包含着此人所有宗教信念的古老诅咒，那瞬时迸发的如利刃般刺出的深刻仇恨，所有这些都令威利坐立不安。威利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萨洛姬妮。从孩提时候起，他就什么事都藏在心底，在家里，在学校，都是如此。逗留伦敦的那些年，这个习惯逐渐根深蒂固。而住在非洲的十八年间，这更是成了他性格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因为他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事情要向自己隐瞒。别人告诉他那些他早就熟知的事情，他也总让别人说下去，那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刻意为之，而只是不想冒犯别人，只是想让事情平平稳稳地过去。
现在，萨洛姬妮把玫瑰放在她的碟子旁边。她的视线追随着那个卖玫瑰的人，看着他在桌子之间走来走去。他走出去之后，她对威利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个人。但是他活得远远比你有意义。”
威利说：“没错。”
“别惹我。你这些个聪明话对付外人还行。对付我可没用。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活得比你有意义吗？因为他找到了他要打的仗。他可以逃避。他可以说自己还有其他事要做。他可以说他得谋生。他可以说：‘我这是在柏林。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办了那么些假文件、假签证，还得东躲西藏。现在总算都了结了。我离开了家，放弃了原有的一切。我得假装已融入这个陌生的阔地方。我要看电视，要知道些外国节目，要开始当它们真的是我自己的。我要去卡德韦百货公司，去下馆子。我要学会喝威士忌和葡萄酒。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数自己的钱，开自己的车，感觉自己和广告里的那些人一样。我会发现其实改变一切一点儿都不难，而且我会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这样。’他可以有这些虚伪无耻的想法。但是他明白他有仗要打。你注意到没有？他一眼都不看我们。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他的同胞，但是他瞧不起我们。他把我们当作那种装腔作势的人了。”
威利说：“说不定他是不好意思，他是泰米尔人，在向这里的人兜售玫瑰，还被我们看见了。”
“他看上去可不像是不好意思。他看上去是那种有抱负的人，显得与众不同。有件事情你在非洲可能注意到了，要是你已经学会了观察。这人在这儿卖玫瑰，可这些玫瑰会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变成枪炮。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几处营地。我和沃尔夫正在拍摄一部讲他们的电影。我们很快就会听到更多有关他们的消息。这世上没有比他们更训练有素的游击部队了。他们非常凶猛，非常冷酷。而你要是对你的祖国的历史多些了解，你就会明白那实在是不可思议。”
另一天，在动物园里，空气中弥漫着那些无所事事的笼中兽制造的恶臭，她说：“我得和你谈谈历史。要不然你会以为我疯了，就像我们母亲的叔叔那样。你，还有和你一样的那些人，所知道的有关你们自己的历史都来自一本十九世纪的英国教科书，作者是曾在印度任督学的英国人罗珀·莱思布里奇。你听说过这回事吗？这是印度第一本大型历史教科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那时印度反英大暴动才过去二十来年，这本书的立场当然是帝国主义的，也是为了赚钱。不过，它也包含了某些英国式的知识，算是本好书。在此之前，印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本书，没有过这种教育体制，也没有过这种形式的历史学科训练。这本书出了好多版本，它教给我们许多关于如何看待自己的观念，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印度存在着奴隶阶层，有些人生来为奴，还有军人阶层。军人阶层属于上等人，奴隶阶层则不是。你我就有一半属于奴隶阶层。我敢说你肯定知道。我敢说你还部分接受了。所以你才总是这样过日子。而那些在柏林卖玫瑰的泰米尔人则完完全全属于奴隶阶层。这种观念通过各种渠道灌输给了他们。而实际上，英国人那套印度人分成奴隶阶层和军人阶层的观念，整个儿就是错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北部的军队招募的都是种姓等级高的印度教士兵。这支军队把英帝国的边界几乎推到了阿富汗。但是，一八五七年反英大暴动之后，这支军队就落魄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轮不到他们了。于是这些曾经受帝国垂青的勇士们就在英国的官方宣传中变成了奴隶阶层，而大暴动之前被他们征服的边疆居民则成了军人阶层。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手段。这就是阶下囚的命运。因为我们印度人不懂得历史，所以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过去，一味把人家那套话信以为真。而南部的泰米尔人，则在英国的新制度下沦为泥滓。他们肤色黑，又不擅长作战，只能充当劳力。他们被运到马来亚、锡兰和其他地方，卖给当地的种植园当农奴。现在柏林那些靠卖玫瑰筹钱买枪炮的泰米尔人，已经扔掉了历史和政治宣传的重负。他们已经使自己成了真正的军人，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做到了这一点。威利，你必须尊重他们。”
在动物园里那些郁郁寡欢的动物发出的臭味中，威利茫然地听着，一言不发。萨洛姬妮是他的妹妹。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了解他。她知道他的幻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知道他在英国和非洲期间的点点滴滴，尽管在过去二十年间他们只见过一次。他觉得，即使没有语言交流，在许多方面业已成长的她甚至有可能知道他性生活中的细节。什么都瞒不过她。甚至在她最革命、最平常、最信口开河的时候，就算她是在重复她那些老生常谈，却依然能够不时以一些新的词语唤醒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特别的时光，触动他内心深处某些他自己宁可遗忘的角落。
她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但记住了她所说的每句话。在柏林，他渐渐留意到她的一些事，那些事他以前可从来没有留意过。尽管她的话题从来没有离开过不公、暴行和革命需要，尽管她开口必大谈五大洲的流血剧目，但她却出奇的沉静。她早年性格中那种急躁易怒和咄咄逼人已经不复存在。她曾在老家的静修处日复一日地消磨生命，除了虔诚和顺从，她无可期待；在她离家许多年之后，那种可怕的静修生活——往往能给头脑简单、穷困潦倒的人们提供些水月镜花般的万能灵药——仍然离她很近，一旦沃尔夫遇到了什么大麻烦，她仍然可能回归其中。
她如今已没有那种焦虑了。正如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寒冷的季节里穿衣打扮，如何使自己风度翩翩（羊毛衫、羊毛袜配纱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旅行、学习、革命政治，和那位大度的摄影师之间随意而对等的生活，这一切似乎使她拥有了完整的知性体系。现在没有什么会使她感到吃惊或受伤了。她的世界观能够包容一切：危地马拉的政治谋杀、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印度的种姓骚乱，甚至柏林酒商的顺手牵羊——不知道是他开店的习惯还是原则，这位酒商送酒上门时，总有两三瓶不是搞错就是短少，酒价也会莫名其妙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