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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进了屋，哥哥说：“是我叫他走的。我不想看到他被人杀了。如果他被杀了，我们就得卖掉摩托车。我们将因此承受损失，同时还得继续还银行的债。我肯定是还不起的。我的孩子们就只好去讨饭了。”
他的嫂子上次穿了件镶金边的新纱丽，今天却只穿了条农妇的裙子。她说：“老爷，就让他吃些苦头吧。砍他一条胳膊，要不就砍他一条腿。那他还能织织布，还能干点儿活。求你别要了他的命。你杀了他，我们就只好去讨饭了。”她坐在地上抱住博杰·纳拉亚的腿。
威利想：“她越是哀求，他就越是恼火。他想要看到人眼睛里的恐惧。”
接着，一声枪响，拉贾的脑袋被打烂了，哥哥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哥哥就这么瞪着双眼，呆立在自造的织布机旁。
回基地的一路上，他们都很庆幸摩托车连续不断地轰鸣着。
一个星期后，他们两人再次见面，博杰·纳拉亚说：“要六个月。根据我的经验，要六个月。”
之后的好几个星期，威利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惊讶。他想：“我第一次见到博杰·纳拉亚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我很看不惯他。后来和他一起住在皮匠街的时候，我的情绪相当低落，他成了我的好朋友。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友谊。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旧的感受习惯里不能自拔，总是想着逃跑，他的友谊帮助我走出了困境，而且现在我一想到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友谊。我知道博杰·纳拉亚还有另外一面，是我原先所不信任的，但现在我已经不太想得起他这一面了，因为我已经认识并理解它了。我理解他的想法以及他那么做的原因。我一直记得纺织工家里发生的那一幕。我看见那辆摩托车就停在院子里，挨着那架旧自行车轮辋改装成的纺车。我看见那个可怜的哥哥瞪大了眼睛，我理解他的痛苦。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愿向任何人告发博杰·纳拉亚。那没有任何意义。我还没弄明白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就正义及另一派的那些人说出很多道道来。但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事实是我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方式。这种情况本应在这种不寻常的生活开始十四五个月之后就发生的，真让人惊讶。记得在柚树林营地的第一个晚上，那些新兵的面孔搅得我心神不宁。后来在那些安全的房子里开会的那些面孔又让我感到不安。现在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所有人了。”
他们继续着那项缓慢而细致的工作，将给养运到即将开辟新战线的地方，就像一群蚂蚁在挖掘地穴，或者运送碎叶断草去那里，每一只都在兢兢业业地执行自己那微不足道的任务，搬运着几粒泥土或一星残叶。
博杰·纳拉亚和威利赶往一个铁路小城，去检查那里给养运送的安全情况。这个小城也是威利接收邮局存信的地方之一。他最后一次是和拉贾一起去的，当时邮局里那个对他过于熟悉和友好的办事员就让他觉得，他搭拉贾的摩托车去邮局的次数太多了，而且他总是收到德国来信，这太惹眼了。在此之前，他还自以为存局候领非常安全，因为很少有人听说过这种便捷服务。而现在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将存局候领可能导致的种种危险仔细想了一遍，又将它们逐一排除了。但不祥之感仍然挥之不去。他想：“这是因为拉贾的事。不幸的死亡就是这样向我们发出诅咒的。”
铁路工人的聚居区大概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两居室或三居室的平顶混凝土房子一幢紧挨着一幢，排列在几条没有下水道的土路旁。这个聚居区在当时可能是社会同情心的产物，是施行廉价住房的一项举措，在建筑图纸上理想化的优美线条（和字母）之间，它看上去应当还算差强人意。如今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些房子变得让人难以容忍。混凝土从地面到两三英尺的高度已经又脏又黑，窗框和门已经被蛀掉了不少。没有树木，没有花园，只能看见有些房子里悬挂着几个花盆，里面种着罗勒——一种有宗教意义的香草，某些宗教仪式上会用到。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活动，没有地方洗涤，也没有地方晾晒；曾出现在建筑图纸上的那些洁净、平直、开阔的地方现在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电线，粗粗细细，从一个倾斜的电线杆伸向另一个倾斜的电线杆；电线下面到处是人：狭小的房子迫使这里的人一年四季待在户外；仿佛你可以任意摆布他们，任何地方他们都能住，都能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