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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体格锻炼的警司与他们进行了一番亲切的交谈，临近结束时，他想他自由了，甚至在他被迫与爱因斯坦分开并被带到一个边远地区的监狱里时，他仍然这么想。他和爱因斯坦在安排投降时遇到了一些麻烦，而爱因斯坦又曾解释说投降之所以迟迟不能进行是由于警方要“审查”他们的案子，也许是以上两点使威利把投降和赦免混为一谈了。他原以为去警察局投降之后，就会被释放。甚至当他被带到监狱的时候，仍然怀着这种希望。办理入狱手续，就像是入住简陋的乡村旅馆，只不过负责登记的是一身卡其布制服的粗暴狱吏。登记手续重复而烦琐，新来的人每经历一道手续，心里就又凉了一层。
“当然，这一切让我感到焦躁，”威利想，“但对狱吏来说，这不过是例行公事。假如我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就不会那么不安了。”
他努力这样做，但他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办完登记手续后，他被安排进一间营房似的狭长的屋子里。里面已经住了很多人，大多是乡下人，身材矮小，被打蔫了一般，但一双双黑亮的眼睛盯着威利，仿佛要吞了他。这些人犯的案子各式各样，正在等着判决；所以他们仍然穿着平常的衣服。威利不愿意卷入他们的不幸。他不愿意这么快就被再一次投入情感的牢狱。他不愿意把自己当成这间长屋子里的居民之一。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离开这里重获自由，他想他该写封信给在柏林的萨洛姬妮，一封轻松开朗的信——语气他都已经想好了——把最后一次通信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
但是写信并非想写就写得出来，即便他手头有笔有纸。他要到第二天才能考虑写这封信，而看守大发善心拿给他的那张纸看起来像是被摩挲过许多次，大概是从一本活页账簿上撕下来的，窄窄一条，被划分成窄窄的格子，左侧的小孔都裂开了，左上角是紫色橡皮图章盖下的监狱名称，右边则印着一个大大的黑色数字。这张信纸很薄，没打孔的一边还卷了起来，令他十分沮丧，没心思写信了。
接下来的两三天，他熟悉了监狱的日常作息。他把马上就能获释的念头置于脑后，开始适应新的生活，就像之前各个时期适应那些摆在面前的生活一样。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矗立在院子里的水塔，味同嚼蜡的三餐，枯燥沉闷的放风，每天晚上囚室关闭后躺在地上挨过的无聊长夜：他竭力想通过以前那套精神瑜伽来适应这一切，他回到印度这么久——或许在此之前，或许这一生——每当日常行动和要求突然变得令他痛苦不堪的时候，他都是用那套瑜伽来对付。他有意识地操练着这种瑜伽，直到新生活带来的种种艰难逐渐变成了习惯，变成了生活本身。
在入狱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他被带到监狱前面的一间屋子里。他喜欢的那个警司在屋里等他。他仍然很喜欢他，但在他们的谈话结束的时候——他们好像什么都谈了，却又好像什么都没谈——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案子不像原先料想的那么简单。爱因斯坦曾经提到威利的“国外关系”会给他带来些麻烦。所谓的“国外关系”只能是指萨洛姬妮和沃尔夫，那也正是他历险的起点。但是，警司和他的一位同事第二次找他谈话的时候，对他的“国外关系”只字未提。而有一件事是威利不得不忘掉的，也是爱因斯坦说他不想听的——他知道的显然比他声称的要多。事发当时有目击证人，他们可能已经报了警。但是，在监狱前面的那间屋子里，没人提起那件事。只是在第四次谈话时，威利意识到，警司和他的同事想了解那三名警察被杀时的情形。威利想起当时的情景，心里更多的是对罗摩占陀罗的怜悯和崇敬；而那三名警察，他既没见过，也从来不认识，他们的死已经离他很远了。
在前几次谈话中，他一直在和一些幽灵搏斗，说了些他其实并不知道的事。他现在发现警司掌握了罗摩占陀罗每一个部下的名字，也知道威利和罗摩占陀罗关系亲密。由于警司也知道当时警察那边的情况，那么他对事件的原委自然比威利了解得更全面。
威利不免心慌意乱。当他发现自己将作为谋杀那三个警察的从犯受到指控时，他的心沉了下去。
他想：“太不公平了。我参加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其实几乎是全部时间，都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大部分时候我都感到极其无聊。我原想写一封半开玩笑的信——可惜最终没写成——告诉萨洛姬妮，我什么也没做成，我的革命生涯真是无可指责，最终无聊感促使我向警方投降。但是，警司可不这么理解我在游击队的日子。我的所作所为在他眼里要比在我自己眼里严重二十倍。他不会相信在那些事情中我不过是个旁观者。他只会数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