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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斯警察局位於法伊克貝依街，這條街的建築是俄羅斯和亞美尼亞的富人們遺留下來的石塊建築，現在大部分都作爲政府的辦公樓，警察局的三層樓很長，幾乎佔了整條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長的時候，塞爾達爾先生指着繪有圖案的屋頂告訴卡，1877—1918年間，俄國統治時期，這裏是一位亞美尼亞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個房間，後來成了俄國人的醫院。
有着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長來到走廊叫他們進辦公室。卡立刻發現，副局長因爲《共和國報》的左派傾向根本不讀《共和國報》，塞爾達爾先生介紹卡的詩人身份時，副局長對此也無動於衷，但因爲塞達爾經營的是卡爾斯最大的地方報紙，對塞爾達爾先生倒挺敬重。塞爾達爾先生剛介紹完卡，副局長就問卡說:“您需要保鏢嗎?”
“什麼?”
“我可以派個便衣跟着您。您就不會擔心了。”
“有這個必要嗎?”卡問到，語氣中有種不安，像是個被醫生建議用柺杖來走路的病人。
“我們的城市是個安寧的地方。我們已經趕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義分子。但爲了以防萬一。”
“如果卡爾斯是個安寧的地方，那就沒有這個必要了。”卡說。他心裏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長再確認一下這裏的確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沒有再重複這句話。
首先他們去了城市北部最貧窮的街區，堡內街區和巴伊拉姆帕夏區。雪似乎一點都沒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爾達爾先生敲着夜屋的門，這些夜屋由石塊、煤磚和帶褶的薄板搭成，他問開門的女人們她們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們認識他，他就用一種讓人放心的語氣介紹他的記者朋友，說他是因爲選舉而從伊斯坦布爾來卡爾斯的，但來這兒不單單是爲了選舉，他還要寫卡爾斯目前存在的問題，年輕女人們爲什麼要自殺。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麻煩告訴他，那對卡爾斯也是有好處的。一些人把他們當作競選市長的候選人，顯得很高興，以爲他們會帶來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餅乾和麪條什麼的，急切而又熱情地把他倆讓進屋來，還囑咐卡別怕對他們叫喚的狗。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的到來當作警察們搞的一種新式突襲和搜查，戰戰兢兢地開了門，當得知來人不是政府派來的便默不作聲了。自殺年輕女子的家人們（卡在短短的時間內瞭解到了六起自殺事件）則都說，他們的孩子並沒表現出什麼不滿，他們對事件也感到十分震驚，他們非常傷心。
在這些巴掌大的屋子裏，有的地上什麼都沒鋪，有的鋪着機織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頂破舊。他們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們中間——孩子們推推搡搡地玩耍着破的塑料玩具（小車、掉了一條胳膊的玩具娃娃）、舊瓶子、空藥盒和空茶葉盒，坐在時不時需要捅捅的火爐前，坐在用偷來的電採暖的電爐邊，坐在沒有聲音但一直都開着的電視機前，聽着卡爾斯說也說不完的傷痛和窮困，聽着失業者和自殺年輕女子們的故事。母親們因爲兒子失業或因爲兒子進了監獄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個小時，卻仍難以讓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飽肚子；失業者們經常因爲手頭拮据猶豫還去不去茶館。所有的這些人都抱怨着命運的不公，抱怨政府，他們向卡訴說着自己的痛苦，彷彿是在訴說家鄉和國家的傷痛。所有的這些故事和憤怒都有一個共同點，儘管有從窗外射進來的白光，但這一共同點卻讓卡覺得進到屋裏後，屋子顯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裏的東西。這種昏暗迫使他時不時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飄落的雪，這種昏暗如同一層紗帳，以一種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腦海中，此時他的頭腦已聽不進這些關於貧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