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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沒有一個是對的，”卡迪菲說，“我從來沒聽宗教學校我認識的同學說起過這些。”走了幾步後她又微笑着說:“可洗髮香波的故事我以前聽過。”爲了展示有關好的傳說的來源，她提醒卡，建議戴頭巾的姑娘們剃光頭髮以引起西方媒體注意的人是伊斯坦布爾一個讓人討厭的有錢的記者。“這些故事裏只有一件事是對的：是的，我第一次去戴頭巾的姑娘們那裏就是爲了去嘲笑她們!那時候我也挺好奇的。這麼說吧，我是帶着幾分好奇但又是爲了嘲笑她們而去的。”
“後來怎麼樣?”
“我來這兒是因爲我的考試分數達到了教育學院的分數線，而且我姐姐在卡爾斯。後來我和那些姑娘們成了同班同學，就算你不信安拉，她們也會邀請你去她們家做客，而你自然也會去。即使是以我那時的眼光來看她們，我也覺得她們是對的。她們的父母就是這樣教育她們的，甚至開設宗教課程的政府也曾是支持她們的。多年來他們對姑娘們說,‘把你們的頭蓋住’，突然又對她們說,‘露出頭髮，政府要求這樣。’我也純粹是出於政治上對她們的支持才包住頭的。我對自己的做法既感到害怕，又覺得好笑。可能想起自己是一個受政府壓迫的無神論者反對派的女兒，我去那兒的時候，堅信自己只是在一天時間裏會這樣做，多年後像個笑話似的把這當成一個可愛的政治記憶，一種‘自由的姿態’。但政府、警察和當地的報紙來勢洶洶，我沒能享受到這一事件中可笑和‘輕鬆’的一面，也無法從這件事中脫身出來。我們未經允許就進行了遊行示威，他們便以此爲藉口把我們抓了進去。一天後我們從監獄出來，這時如果我要說,‘我放棄了，實際上從一開始我就不信!’的話，卡爾斯所有的人都會朝我臉上吐口水。現在我知道，是安拉爲了讓我找到正道而給我施加了這些壓力。我曾經和你一樣是個無神論者。你別這樣看我，我覺得你在同情我。”
“我沒這麼看你。”
“你是這樣看的。我不覺得自己比你可笑，也不覺得自己比你優越，這一點你也要知道。”
“你父親對此怎麼說?”
“我們可以控制局面。可有時局面也朝無法控制的方向在發展，我們也非常害怕，因爲我們彼此非常相愛。起初父親爲我感到自豪，我戴頭巾去學校那天，他認爲這是非常特別的反抗方式。他和我一起在母親留下的那面銀框鏡子裏看頭巾戴在我頭上的樣子，在鏡子前他還親了我。儘管我們很少交談，但這是肯定的：他尊重我這麼做不是因爲這是一次伊斯蘭運動，而是因爲這是一次反對政府的行動。父親覺得‘這麼做纔是我的女兒’，可他像我一樣，暗地裏也感到有些害怕。當我們被關進去的時候，我知道他害怕了，後悔了。他說政治警察們現在不光在調查我，現在還在調查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國家情報局的密探們不遺餘力地對付左派分子和民主分子，現在他們開始盯上宗教分子了；很清楚他們這次首先是把以前的槍口對準了他的女兒了，等等。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我不能一步步往後退了，父親也不得不支持我走出的每一步，可這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了。不是有那麼一些老人嘛，他們對於屋裏的一些聲音，比如說爐火的劈劈叭叭聲、開門的吱吱呀呀聲、老伴在一些話題上的嘮叨聲，他們都聽在耳朵裏，可腦子卻沒什麼反應；後來父親對我和戴頭巾姑娘們進行的這場鬥爭也持這種反應。他有時候爲了報復，在來我家的姑娘面前故意顯示出自己是無神論者，不過後來卻和姑娘們一起指責起政府了。我看到這些姑娘們能在父親面前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應對自如，有時就在家裏集會。今晚有個姑娘會來。她叫韓黛，苔絲麗梅自殺後，在家人的壓力下她決定摘掉頭巾，可還沒這麼做。我父親有時會說，所有這一切讓他想起以前當共產主義分子的日子。有兩種共產主義分子：一種是狂妄之徒，他們是爲了讓人民當家作主，爲讓國家振興；另一種是天真的人，他們是爲了公正和平等。狂妄之徒熱衷於政權，對誰都指手畫腳，往往把事情辦壞；而天真的人往往只對自己辦錯事：可他們惟一的願望就是如此。他們對窮人的痛苦懷着一種犯罪感，想一起來承擔這種痛苦，可他們的日子卻過得更糟糕。父親曾是名教師，後被辭退，他們曾對他施刑，拔掉了他的一個指甲，還把他關進了監獄。多年來和我母親一起經營一個小文具店，做複印，他還翻譯過法語小說，挨家挨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推銷過百科全書。在我們貧困又很不幸的日子裏，有時他會無緣無故地抱住我們哭起來。他很擔心我們會出什麼事。教育學院院長被刺後，警察來了旅館，他開始害怕起來了。他也對他們說過這些話。我聽說你見過‘神藍’。你別給我父親說這事。”
“我不會說，”卡說，他停下來，抖去了身上的雪，“我們不是從這個方向直接回旅館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