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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席捲歐洲的戰爭爲毛姆的創作和情感生活提供了不同尋常的內容。這位知名作家在開戰之初便投身法國戰區，加入包括海明威、多斯·帕索斯等作家在內的“文學家救護車司機隊”。在戰火硝煙的背景下，毛姆不但有空閒寫完了《人性的枷鎖》，還結識了年輕英俊的傑拉德·哈克斯頓，後者成爲他長達幾十年的陪伴。兩年後毛姆從戰場返回，轉而爲英國情報局工作，並於1917年以密使身份前往俄國斡旋。戰爭經歷並沒有讓他寫出類似《永別了，武器》的控訴性作品，或者像托馬斯·曼那樣以氣勢磅礴的《魔山》悲嘆一箇舊世界的結束。對精力充沛的毛姆而言，大英帝國並未顯現衰落的跡象，甚至疆域仍在擴張，讓他能夠優哉遊哉往來於太平洋島嶼和東方的殖民地之間蒐羅見聞，以狄更斯式的敘事手法臧否旅途中的短暫相識。自1916年起，毛姆幾次遠赴南太平洋，完成了《月亮和六便士》。1919年冬，46歲的毛姆啓程前往中國，同哈克斯頓一道遊歷了北京、上海、成都和香港等地。在這個幾年前推翻了帝制的東方國家，一邊是軍閥割據下混亂、落後的市井生活，另一邊是壯觀的城牆、神祕的廟宇以及閒適優美的鄉村景緻。中國之行讓毛姆收穫了一齣劇作、一本雜文集，以及一部精緻的小說——《面紗》。
毛姆在前言中坦陳這部小說醞釀多年，最初只是一個吸引人的離奇情節，並無任何人物的影子，是中國的見聞讓虛無縹緲的幽靈有了活生生的肉身。小說最初於1924年11月刊發於美國《大都會》雜誌，隨後在英國發表。標題The Painted Veil直譯應爲“描畫的面紗”，取自雪萊的十四行詩：莫去掀起那描畫的面紗，那芸芸衆生/稱之爲生活。這是主人公凱蒂在面紗遮蔽的世界中坎坷的心路歷程。同時，虛榮的追求也給她戴上了一副難以擺脫的假面，因而這層“面紗”（面具）是雙向的：你用面紗遮蔽他人的窺探，自己也難以一睹世界之真實。已屆婚齡的凱蒂故作姿態周旋於求婚者之間，缺乏魅力的沃爾特對她的急切瞭然於心，用一種難以理解的固執追求到了她。他那刻板的面孔、陰鬱的性情無不帶有面具的特徵；縱使他情真意切，對妻子百般順從，也難以得到凱蒂的真情回應。這副古怪面具讓她無法參透。諷刺的是，描畫得最美的面紗也最爲脆弱。不忠的戀情敗露之後，湯森最先撕破了假面，而沃爾特那副刻板的面具立刻變成了陰森森的威脅。
毛姆以戲劇成名，擅長利用空間元素創造意境，將人物置於伸縮可變的舞臺上，使整部小說更像是一出三幕劇。“面紗”即帷幕。在第一幕中，緊閉的門窗將讀者鎖進幽暗的房間，成爲那一對偷情者的共謀。隨後，古玩店密不通風的閣樓（犯罪），湯森那間狹長的辦公室（審判），以及漫長旅途中掛着簾子的轎子（趕赴刑場），命定的劫數讓這個爲求幸福而迷失的女性難以掙脫。但是，當她將生死置之度外，漸漸找回內心的寧靜時，她的世界便豁然開闊起來：她久久坐在一扇敞開的窗子下面的長椅上，遙望對面的一座城池。這是作家爲她沉思人生設定的典型姿態：人物在找尋新的方向，一齣戲在此進入了短暫的中場休息。小說的第二幕同時拉開了籠罩在凱蒂心靈上的帷幕：瘟疫肆虐的湄潭府並非地獄，反而向凱蒂開啓了上流社交場合無緣領略的真實世界，讓她見識了形形色色的愛——滿族女人對一個白人不顧一切的愛，沃爾特對棄嬰、對罹患瘟疫的病人無私而勇敢的愛，以及最讓她驚訝與困惑的，修女們虔誠奉獻給上帝的愛。在瘟疫的大背景下，沃爾特笨拙、偏執的情感獲得了奇蹟般的昇華，變成了一種偉大而高尚的愛，讓凱蒂摒棄前嫌，開始愛他了。
毛姆的高明之處在於，用來強化心理環境的那層空間的面紗（帷幕）是雙向的。他讓凱蒂從自我的狹小空間中走出來，同時又在她與外部世界之間建起了一道屏障，令嚮往新生活的凱蒂不得其門而入。與她敞開的窗子相對的，是迷霧中若隱若現的城市，四周高牆環圍，城市中迷宮般的街巷，似乎一切都被一層帷幕籠罩起來，帶着謎一般的美。霧中的風景令凱蒂潸然淚下：雪的幽靈降落在行將熄滅的星宿之上，那白色雲團中浮現的堡壘，光輝璀璨、若隱若現的屋頂讓人無法辨認出圖案……這已不再是堡壘，也不是寺廟，而是衆神之皇的神奇宮殿，凡人無法涉足。它是那樣虛幻，那樣奇異，那樣超然於世，絕不可能出自人類之手。這是夢的造物。這段極富靈感的文字是毛姆對東方風物的由衷讚美，它所呈現的疏離與陌生正是這層帷幕的靈魂。
帷幕的中心便是那座女修道院。毛姆是搬弄隱喻的高手，他故事的絕大部分發生在與西方世界隔絕的孤島上，文化與個性的衝突是其美學趣味之所在。幽閉的環境與第一幕的“密室”形成呼應，但這一次，凱蒂走進的是奇異的精神世界：長長的白牆上的一扇小門，迂迴的走廊，憋悶的宿舍把清新的空氣擋在窗外，緊閉的醫療室將人間的苦難牢牢鎖在裏面。在這層帷幕上活躍着奇奇怪怪的人物：面目狡黠的沃丁頓，親切和藹卻讓人無法接近的女修道院長，還有一直處在幕後不現真身，因而變得聖人一般完美的沃爾特（毛姆借沃丁頓之口說：“修女們走在天上，而你丈夫走在黑暗裏。”他就是這樣從一副面具漫散成一片佈景，淡出了凱蒂的生命）。世界的面貌由於強烈的探求欲而變得複雜、深邃，但她極力去掀開這個陌生世界的最後一道帷幕，“想要在修女們的信念甲冑上找到一絲縫隙，正是這種信念讓她們遺世獨立，對所有天然的情感無動於衷。她想看看院長身上是否留有人性的弱點”。健全的靈魂叩問存在的意義難免陷入迷茫，然而這也正是生命確認自身價值的必然過程。毛姆歷來討厭說教，但事實上，女修道院長是整個小說着墨最多的人物，她和母親的故事與凱蒂跟自己母親的關係恰成觀照，存在的終極問題就這樣於娓娓道來之間得以彰顯。不過，一切對凱蒂來說並不那麼容易。當她最後離開，“她覺得自己不僅被一座窮困的小修道院關在了門外，而且被某個神祕的精神樂園關在了門外，而那正是她整個心靈都在渴望的。”實際上，毛姆已經用一個奇異的設定爲凱蒂提供了答案：修道院裏有個癡呆孩子不知爲什麼對凱蒂產生了依戀，無論她走到哪兒，這孩子都跟着她，讓她心生厭惡。但是，當她終於橫下心來把手放在那光禿禿的大腦殼上，勉強擠出一絲微笑時，那孩子卻乖戾無常地離開了她，從此再也不搭理她了。在這裏，癡呆兒所代表的是否就是凱蒂難以說出是什麼、卻一直在孜孜以求的東西？是否就是沃丁頓口中的“道”，就是生命的本真？它無時無刻不陪伴在你的身邊，以至於令你厭倦，令你恐懼，而一旦你刻意逢迎，它就會棄你而去。
在面紗中陷得最深，也最無望的人物當數沃爾特。應該說他對凱蒂的愛是自私的。他以將凱蒂“帶離有危害的環境”爲藉口讓她去面對死亡的威脅，自然是出於報復，而凱蒂也只能任其拖上一條毀滅之路，此外別無選擇（這無疑是作家對女性社會地位的辛辣諷刺。只是在戰後，以潘克赫斯特爲代表的女權運動者們才贏得國家立法，讓婦女逐步擁有選舉權及其他與男人平等的權利）。兩人間的敵意和偏執在面對一盤蔬菜沙拉時表露無遺，讓沃丁頓看得目瞪口呆。沃爾特至死都沒能從自我禁錮中逃脫出來，只在臨終時留下一句謎語般的“死的那個是狗”。
這句話出自十八世紀英國作家奧利弗·哥德史密斯發表於1766年的一首詩《一隻瘋狗之死的輓歌》：
An Elegy on the Death of a Mad Dog
Good people all, of every sort,
Give ear unto my s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