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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长小官邸的楼上，兰塞上校设立了他的团部。除上校之外，还有五个军官。亨特少校是个小个子，让数字给迷了心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可靠的整数，因此，别人在他眼里，要么也是独立可靠的整数，要么就不配活下去。亨特少校是一个工程师，要不是打仗，谁也想不到会叫他去指挥别人。亨特少校把他手下人当成数字排列起来，对他们加减乘除。他是个算术家，不是数学家。高等数学中的幽默、音乐或者奥妙都进不了他的脑袋。人可以按身高、体重或者肤色加以区分，例如6不同于8，但其他方面就没有什区别。他结婚多次，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妻子们在同他离婚之前都弄得那么神经紧张。
彭蒂克上尉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他爱狗，爱脸色红润的小孩，爱过圣诞节。作为上尉，他年纪过大，但奇怪的是他毫无雄心，以致始终停留在那个军衔。战前他万分羡慕英国乡绅，爱穿英国人衣服，养英国狗，抽英国烟斗，他那种特殊的混合板烟丝就是从伦敦寄来的。他还订阅乡间杂志，那上面刊登有关园艺的文章，还不断争论英格兰种和戈登种猎狗的优劣。彭蒂克上尉度假都在萨西克斯，在布达佩斯或巴黎被误认为英国人，让他心里很高兴。战争一来，表面上这套生活方式全改了，但烟斗抽得时间太长，手杖用得太久，一时改不了。五年前，他给《时报》写了一封信，反映英格兰中部地区牧草正在枯萎，署名“艾德蒙·吐切尔先生”[1]；《时报》居然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如果说彭蒂克当上尉年龄嫌大，那么洛夫特当上尉年龄又嫌小。你心目中的上尉该具备的条件，他统统具备。他在上尉这个头衔里生活和呼吸。他没有一刻忘记自己是个军人。他野心勃勃，步步高升。他的晋升好比奶油浮到牛奶的面上。他行军礼时脚跟“咔嚓”一声，干净利落，像舞蹈家的动作。他熟悉各种军礼，而且坚持施行，连将军们也怕他，因为他熟悉军人的举止胜过那些将军，洛夫特上尉深信军人是动物生活的最高发展阶段。如果他想到世界上还存在上帝，那么，在他心目里，上帝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双鬓灰白，已经退伍，天天思念以往的战役，一年有好几次来到他部下的坟上献放花圈。洛夫特上尉认为，所有的妇女都爱军人，否则就无法理解。按正常情况推算，他到了四十五岁，便能升到准将级，到时候画报会刊登他的照片，两边站着苍白而又雄赳赳的高大妇女，她们头上戴着上有羽毛、下有缎带的阔边帽。
帕拉克尔中尉和汤陀中尉都是乳臭未干的大学生，这些中尉都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成长起来的，深信伟大的新制度，因为这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发明的，用不着他们操心去检验这制度的后果如何。这两个年轻人好动感情，一会儿流泪，一会儿发火。帕拉克尔中尉藏着一绺头发在表的背后，用一小块蓝缎子包着，可是头发常常蓬松起来，卡住表的摆轮，于是他戴了一只手表看时间。帕拉克尔喜欢跳舞，这年轻人虽然活泼，却能像“领袖”那样皱眉不悦，也能像“领袖”那样沉思。他痛恨堕落的艺术，还亲手撕毁过好几幅油画。在歌舞场上，他有时给他的同伴们画的铅笔素描非常之好，他们常同他说他应当去做艺术家。帕拉克尔有几个漂亮的姐妹，他颇为得意，当时他以为她们受人欺侮，就出头闹出事来，而她们却心里不安，害怕什么人果真欺侮她们，这不难做到。帕拉克尔中尉不当班的时候，几乎全部时间都在做白日梦，动脑筋如何勾引汤陀中尉漂亮的妹子，这姑娘长得健美，可情愿同年龄较大的男人勾搭，他们不会像帕拉克尔中尉那样弄乱她的头发。
汤陀中尉是一个诗人，一个哀怨的诗人，怀着高尚的青年对穷姑娘的完美的理想爱情。汤陀是一个悲观的浪漫主义者，视野之宽度犹如他的经历。他常常对着幻想中忧伤的女子哼几句无韵诗。他渴望战死在疆场，双亲站在后面哭泣，“领袖”站在这位将死的青年面前显得又英武又悲切。他常常想象他死时的情景：落日的余晖映照着破碎的军器，他的同伴默默地站在他周围低着头，空中一大片云彩上奔驰着瓦尔基里女神[2]，她们个个乳房高耸，融母亲与情妇于一体，她们背后又响彻着华格纳乐曲式的雷声。连临终前说些什么话，他也已经想好。
这些人就是团部的成员，个个把战争看成儿戏。亨特少校把战争当做算术题，演算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烤火；洛夫特上尉认为正常情况下成长的青年应该把打仗当做正常的生涯；帕拉克尔中尉和汤陀中尉是在梦中看战争，眼里看到的事全非现实。到目前为止，他们参加的战役好比游戏——用精良的武器、周密的策划去攻打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敌人。他们没有打过败仗，伤亡甚少。他们如同凡人，遇到阻力，可能胆怯，也可能英勇。他们之中，只有兰塞上校明白，从根本上看，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兰塞从前在比利时和法国待了二十年，他不愿意多想，因为他知道战争就是欺诈与仇恨，无能的将领混战一场，加上酷刑、残杀、疾病和疲惫，等战争结束之后，什么情况都改变不了，到头来还是新的疲惫，新的仇恨。兰塞告诫自己，他是个军人，必须执行命令。上级不需要他提出问题，也不需要他思考，只要他执行命令。他尽量不去回忆过去战争的令人厌恶之处，也明白这次战争同以往的战争无异。可他每天有五十次提醒自己，这次战争不同以往；这次战争与从前的战争完全不一样。
不论行军、镇压暴动、踢足球还是打仗，一切都模糊了。现实的事情成了非现实，心头一片迷雾。紧张、激动、疲乏和行动——一切都化成一场记不清的大梦。事过之后，记不清你当时是怎样杀的人，或者怎样下令杀的人。当时不在场的人告诉你当时怎么一回事，这时你只能模模糊糊地回答：“是啊，我想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这班人马占了市长官邸楼上三间房子。他们在卧室里放了帆布床、毯子和行装，隔壁的房间算是他们的俱乐部，楼下正好是市长那间小客厅。这个俱乐部不那么舒适：只有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他们写信、看信都在那间屋子，谈话、喝咖啡、做计划和休息也在那间屋子。窗户之间的墙上挂着油画，画上有母牛、湖泊和小农舍，他们从窗户可以看到市镇，看到海边的码头，船舶都系在那里，拉煤的船也在那里停靠，装上煤之后驶出海去。他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市镇绕过广场到达水边，看到船帆高卷的渔船泊在海湾里。他们从窗口还闻到海滩上晒着的鱼腥味。
房子中间有一张大桌子，亨特少校坐在桌边。他把制图板放在膝上，靠着桌子，用丁字尺和三角板设计一条新的铁路支线。制图板不稳，少校越来越生气。他回过头来叫了一声：“帕拉克尔！”接着又叫了一声，“帕拉克尔中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