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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星期我到村裏去了幾次，查看有沒有來什麼陌生人。找不到我要尋找的三個人的任何跡象，儘管有一些陌生的面孔：從雅典被趕出來的三四個妻子和她們的小孩，一兩對老年夫婦，他們是乾癟的食利者[32]，顫巍巍地進出費城旅館氣氛淒涼的休息廳。
有一天晚上，我心情焦躁不安地向港口走去。大約是夜裏十一點，那裏幾乎空無一人，只有梓樹和一八二一年遺留下來的黑色古炮。在一家咖啡館喝了一杯土耳其咖啡和一點白蘭地後，我開始往回走。過了旅館之後，在那幾百碼混凝土的“海濱人行道”上，我看見一個個子很高的老人在路中央站着彎下腰，顯然在找什麼東西。我走近他時，他抬起頭來——在弗雷澤斯島上，他的個頭確實鶴立雞羣，穿着也很出衆。看得出是個夏季遊客。他穿一套淡褐色衣服，紐孔上別一朵白色梔子花，戴一頂系黑帶子的老式巴拿馬白草帽，蓄着山羊小鬍子。他手裏攥着一根手杖，手杖頭是海泡石做的。他表情本來就嚴肅，此時顯得更加沮喪。
我用希臘語問他是不是丟了什麼東西。
“對不起……你講法語嗎，先生[33]？”
我說會，會講一點。
他好像是丟了手杖頭上的金屬箍。他聽到它掉在地上，滾走了。我劃了幾根火柴，四下裏尋找，不一會兒便找到了那個小小的銅頭。
“啊，太好了。一千個感謝，先生[34]。”
他取出一個皮夾子，我以爲他是要付給我小費。他的臉部表情憂鬱，很像埃爾·格雷考[35]筆下的人物。我想，大概被別人煩擾到難以容忍的地步，又過了幾十年厭煩的生活，於是自己就可能也變得很煩人，令人難以容忍。他沒有給我小費，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銅頭放進錢包，然後很禮貌地問我是誰，恭維我法語說得那麼好，是哪兒學來的。我們交談了幾句。他到這裏來才一兩天時間。他說他不是法國人，而是比利時人。他發現弗雷澤斯島“風景如畫，但還比不上提洛島”。
我們就這麼又隨意地閒扯了幾句，然後互相鞠個躬，各走各的路。他在這裏還要再待兩天，表示希望能和我再見面，好好聊一聊。但是我會很小心地提防別再碰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