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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宜諾斯艾利斯。我在那裏住了將近四年，直到一九一九年春。我同叔父阿納斯塔斯奧斯吵架。我開英語課。我教鋼琴。我有一種被從歐洲永遠流放出來的感覺。我的父親永遠不再對我說話，也不給我寫信，但是過了不久，我開始收到母親的信。”
我瞥了一眼莉莉，但此時她已經又回到了角色之中，正以禮貌的表情注視着康奇斯。燈光使她變得儀態萬方。
“我在阿根廷只遇到過一件重要的事情。有一年夏天，一位朋友帶我到安第斯山諸省去旅遊。我瞭解到印第安苦力和拉丁美洲高喬牧人受剝削的悲慘處境。我迫切感覺到應該爲貧困階層犧牲自己。我們看到的種種現象使我下定決心要當一個醫生。但是要走這一條新選擇的道路並不容易。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醫學院不接受我。爲了能被錄取，我不得不日夜攻讀一年，學習科學知識。
“但是後來戰爭結束了。不久我父親死了。雖然他永不饒恕我，也不饒恕我母親幫助過我，我們母子先是走進他的世界，後來又走出了他的世界。但是他畢竟是我的父親，他沒有給我招來麻煩。據我所知，我失蹤的事一直沒有被當局發現。父親死後，給母親留下了一份足夠的收入。這一切的結果是我又回到歐洲，同母親在巴黎定居下來。我們住的是一套舊公寓房，很大，正對着先賢祠，我開始認真學習醫學。在醫科學生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團體。我們全都把醫學當成一種宗教，我們給自己的團體起名叫理性學社。我們設想全世界的醫生都團結起來，形成了一個科學的恪守職業道德的精英集團。在每一個國家裏，在每一個政府中，我們都應該成爲道德高尚的超人，我們要消滅一切蠱惑民心的政客集團、一切追逐私利的政客、一切反動和沙文主義。我們發表了一份宣言。我們在納伊的一家電影院裏舉行公開集會。但是激進主義運動的成員們得到了風聲，他們罵我們是法西斯分子，搗毀了電影院。我們在另一個地方又舉行了一次集會。一羣自稱基督教青年民兵——天主教極端分子——的人也來參加。如果不是他們的面孔的話，他們的行爲和那些激進主義分子如出一轍。他們竟然稱我們爲激進主義分子。這樣一來，我們要讓全世界烏托邦化的宏偉計劃，便在兩場扭打之中宣告破產了。留下來的是賠償損失的鉅額賬單。我是‘理性學會’的祕書。輪到每個會員支付自己的一份賠償金時，出現了極端不講理性的情景。毫無疑問，我們這是咎由自取。哪怕是傻瓜，都能爲建設一個更理智的世界制定出一套計劃，只要十分鐘，五分鐘就夠了。但是要指望人民理性地生活，無異於要求他們靠吞食鴉片過日子。”他向我轉過臉來，“你想看我們的宣言嗎，尼古拉斯？”
“非常想看。”
“我去拿，順便也取些白蘭地來。”
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我立馬有了單獨與莉莉在一起的機會。但是我還沒有想好怎樣開口——即讓她知道，我看不出爲什麼康奇斯不在，她還要繼續假裝相信——她就站起來了。
“咱們來回走走好嗎？”
我走在她身邊。她只比我矮一兩英寸。她走得很慢，步伐很小，有點不自然，她眼望着大海，避開我的目光，現在似乎顯得很羞澀。我環顧四周，聽不到康奇斯的聲音。
“你到這裏來的時間長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