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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是學校雜務特別多的一天，案頭的學生作業堆積如山，批改起來單調煩瑣，沒完沒了。還有期末考試的試卷也得進行最後評分。爲了集中精力做好工作，我儘量不想朱莉。
我知道，要查清戰前在此學校任教的英國教員的名單，請迪米特里艾茲幫忙是無濟於事的。即使他知道，他也不會告訴我，而且很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去找學校財務主管，但這一回他也幫不上忙，因爲全部財務記錄在一九四〇年的颶風中蕩然無存。星期二，我試着找了管理學校圖書館的老師。他立即走到一個書架前，取下一卷裝訂好的《創建者日誌》，戰前每年有一卷。這些日誌記載的內容很寬泛龐雜，主要是給來訪的學生家長看的，讓他們留個好印象。卷末附有班級學生名單和“教授”名單。只用了十分鐘時間，我就找到了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九年在該校任教的六位英國教師的名字，但是他們的地址仍然無處查尋。
這個星期過得特別慢。每天喫午飯的時候，我眼巴巴地注視着村裏的郵遞員走進來，把信件交給學校的值班員，值班員慢悠悠地拿到各飯桌去分發。沒有我的信。此時我已經不敢指望康奇斯會對我發什麼善心了，但是我覺得朱莉不給我寫信實在有點不可饒恕。
第一個最大的可能性是她們已經飛回英國去了，如果是這種情況，我相信她一定會立即給我寫信，起碼是通知我一下。第二個可能性是她被迫取消週末活動計劃，但是她仍然可以寫信來安慰我，解釋原因。第三個可能性是她被囚禁起來，不能與外人接觸，無法給我寄信。我不大相信真會發生這種情況，但是我有時還是很憤怒，想去報警。
日子一天一天地捱過去，唯有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意外地得到了一點兒信息，那是在校圖書館翻閱英語圖書，想找一段學生沒有看過的合適文字做考題，我取下一本康拉德的小說。扉頁上有D.P.R.內文森的名字。我知道戰前他在這裏教過書。底下寫的是“巴利奧爾學院，1930年”。我開始翻閱其他圖書。內文森留下不少書，但是除了貝利奧爾學院之外沒有別的地址。有兩本詩集的扉頁上出現了戰前另一位老師W.A.休斯的名字，但是沒有地址。
星期四中午，我午餐喫得早，我對一個學生交代說，如果有我的信，請他送來給我。我原來估計不會有信，可是十分鐘後，當我穿好睡衣準備睡午覺時，學生來敲門了。有我的兩封信。一封來自倫敦，地址是打印的，是一家教育出版商的新書目錄。但是另一封……
信封上貼的是希臘郵票。郵戳難以辨認。信是用英文寫的，很好看的手寫斜體字。
親愛的尼古拉斯：
我知道你一定爲週末感到很失望，但願你現在心情好起來了。莫里斯把你的信給了我。我爲你感到很難過。其實我以前也和你一樣，班上可憐的小同學不管得了什麼病，我都不能倖免。我沒有辦法更早給你寫信，因爲幾天來我們一直在海上，今天才有機會看到一個郵筒。我動作還得快，他們對我說，把郵件運往雅典的船半小時後就要開了。現在我正在港口的一家咖啡館裏匆匆給你寫信。
莫里斯其實還是個天使，儘管他仍然不開口。他堅持要等你來和我們一起過週末，如果你身體好些的話。（一定得好起來！不光是爲了這個週末。）莫里斯還裝出受到一點傷害的樣子，因爲我們不講理，不弄清底細就不答應繼續執行他的新計劃。我們已經放棄要他講明意圖了——那純粹是浪費時間，他喜歡雲裏霧裏，神祕莫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