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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记得。我十三岁那年，父亲约瑟·格林鲍姆病得奄奄一息。他死于癌症。临终之前的几个星期，他的形容日渐枯槁。皮肤萎缩浮肿，双颊凹陷，头发一把一把地脱落，牙也坏了，人似乎每小时每小时地萎缩。最可怕的是，他的嘴向里凹陷，露出永远狡黠的微笑。好像他的病是一种获得成功的恶作剧。实际上，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始终坚持一种强迫性的诙谐。他告诉我们，死后的生存问题自打在克拉科夫[52]的年轻时代就一直吸引着他。有一次，他甚至用德文给马丁·布伯教授写信咨询这个问题。还有一次，他在一家大报的通讯栏中找到了一种答案。这一问题的答案发表在一家名报的通讯栏中。几天后，对死后的生命问题他找到了一种可靠、权威的答案。此外，父亲拥有布伯教授用德文手书的回信，教授在回信中写道，我们靠子孙与著述来延续生命。

“著述不敢说，”他干瘪的嘴喃喃地说，“但我有孩子。汉娜，你觉得你是我灵魂或肉体的延续吗？”

他立即又加上一句：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你个人的情感是你个人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早就有人说过是找不到答案的。”

父亲死在家里。大夫认为把他送到医院是不妥的。因为人已经没指望了，他自己也清楚，大夫们也知道他明白这一点。大夫给他一些止痛药。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表现出一种极为奇异的镇静。一直准备着死亡那一天的来临。最后一个早晨，他身穿棕色睡袍坐在扶手椅上，解英文报纸《巴勒斯坦邮报》上的有奖字谜。中午，他出去到邮筒那儿把答案寄出。回来后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没有上锁。他背朝门口，靠在窗台上死去了。其用意是不想让他的亲人看到一幅不愉快的画面。当时，哥哥伊曼纽尔已参加了距耶路撒冷很远的一个基布兹的地下组织。母亲和我去了理发店。那天早晨，从前线传来不可靠消息，斯大林格勒一战使战争进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遗嘱中，父亲为我的婚礼留下了三千镑。伊曼纽尔哥哥放弃基布兹生活后，我得把钱分给他一半。父亲是个十分节俭的人。他也留下了一叠约十二封左右的名人书信，这些信是他们对他那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答复。其中两三封的确是出自世界知名人士之手。父亲也留下一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开始我还以为他有秘密记下思想心得与观察体验的习惯。后来我意识到，笔记本上是他多年来从大人物那里听来的字句。例如，在一次从耶路撒冷去特拉维夫的路上，他与同坐一节车厢的梅·乌希什金[53]交谈，听到乌希什金这样说：“尽管在任何行动中都有怀疑的必要，但是人在做事时应像怀疑并不存在一样。”我发现了父亲在笔记中记下的这些话，出处、日期以及有关事项都括在括弧中。父亲是个处处留心的人，对暗示与征兆比较注意。他从不把从心底里向强大的力量卑躬屈膝当成是降低自尊。我爱他胜于爱世上的任何人。

米海尔在沙阿里兹迪克医院住了三天。暴露出早期胃病的症状。感谢乌巴赫大夫的警觉，此病得到了早期诊断。从此，米海尔禁食某些食品。一周之后他就可以像平常一样去工作了。

一次去医院的路上，米海尔履行诺言给亚伊尔讲起了战争。他讲到子弹，讲到伏击，讲到警报。不行，他不能回答作战本身的具体问题。“真不幸，爸爸未能在海法港俘虏埃及侵略者，未能去加沙，也未能降落在苏伊士运河附近。爸爸既不是飞行员，也不是伞兵。”

亚伊尔表现出一种理解。

“你不太合适。所以他们把你留下了。”

“你认为谁适合打仗呢，亚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