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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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冬天，约拿单·利夫希茨决定离开他的妻子和生他养他的基布兹。他决定收拾好行囊出走，开始新的生活。一年到头，总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他很难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有时，一日将尽，他独自站在窗边，看着太阳落山，看着厚重而寒冷的暮色降临在田野上，像疾病一样，包围着大地，从小山的末端一直到东边。这些时候，他冷静地承认夜晚是正确的。

一天晚上，他告诉妻子，他决定收拾好东西离开这里。生活，他说，必须继续，就当我死了。

开始，他等着雨停，等着紧张的政治局势能够缓和，等着暴雨平息，等着有人接管拖拉机库。就这样，1965年过去了，1966年开始了。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冬天。

约里克·利夫希茨在格莱诺特基布兹全体大会上宣布，他即将辞去基布兹书记的职务，不久就会挑选接班人，可能会是乐师斯鲁利克。有谣传说，他计划回到政党中掌权的位置上，也许是内阁中的一个席位。更荒诞的预测是，他在狡猾地等待一些危机——部族分裂或是持续的战争——来把他的名字推到前面，使他成为一位阻挡政党分裂的黑马候选人。斯塔奇尼克甚至把约拿单·利夫希茨拦在拖拉机库和五金店之间的路上，热情又诡秘地询问他父亲的打算。约尼耸耸肩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说了。老人家想要的是一个孙子，这样他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王朝了。”他的回答更加肯定了斯塔奇尼克和其他人的猜测。

约拿单的弟弟阿摩司身体强健，长着一头鬈发，反应敏捷。他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也是一个游泳冠军。他参加了针对约旦的报复性袭击，因在肉搏中刺死了两个阿拉伯军团的士兵而被伞兵部队的长官授予一枚奖章。确实，那年冬天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每隔几周打过边界去，惩罚那些几乎每夜都从约旦过来的凶恶的袭击者。

至于约拿单，他继续默默地等待转机，等待变化，或者是预示新时代开始的征兆。但每天都是雨濛濛的，丽蒙娜也总是一成不变。阿扎赖亚几乎每个晚上都来拜访，还常常睡在他们客厅的沙发上。约拿单想，那又怎么样呢?我很快就要走了。再说，丽蒙娜又不完全是一个女人，而他只是个无家可归的可怜虫。他弹吉他，会下一点棋，尽管他经常输。他常常照看蒂亚，每个星期都帮丽蒙娜打扫房间，洗洗盘子。管他呢！等冬天一完，我就回到原来的自我。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揍得他屁滚尿流。随他去吧，就像那个蠢人说的俄罗斯谚语一样：就是一个坏钟，一天还有两个钟点是准的呢。

利夫希茨家的音乐有时会一直放到半夜。屋外是风的呜咽声和牛的低哞声。客厅里，取暖器的蓝色火焰在欢快地跳跃着。丽蒙娜蜷缩在扶手椅里，腿压在身子底下，双手缩进睡衣的袖子里，好像是怀着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正是她自己。约拿单要么闭眼抽烟，要么在桌上用火柴建造城堡，然后再推翻。阿扎赖亚坐在长沙发顶头，一连几个小时地弹奏着，还不时温柔地伴着曲子哼唱。

我们应该住在森林里，约拿单想。我以前答应给她一个孩子，现在我给她找到了一个。我可以走了。埃特纳有两个女人，斯梅达和布丽吉特，住在他游泳池边的房子里，他就毫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尤迪打算春天的时候从谢赫达赫带回一个老阿拉伯人的骷髅，用它做一个稻草人，谁要不喜欢尽管滚开好了。那么，如果我们这三个身心健康的人决定在一起建立一个小家庭谁又能说不该这样呢?这不关别人的事，这是我们自己的事。随便其他人面红耳赤地谈论好了，随便昔日的那些声音嘲笑打不中牛的家伙好了。我们的心曾经真诚过，让其他人见鬼去吧。我很快就要走了，谁想抱怨就到十万里以外来找我吧。再引用一下那个蠢人的话：“夜晚狗儿叫不停，明月静静挂空中。”

在我们的小村庄，在大雾弥漫的院子里，闹钟响了七下。我们咕哝着，极不情愿地从温暖的毛毯底下爬起来，穿上工作服，套上破旧得不像样的外衣和夹克，匆匆地穿过雨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餐厅，吃着涂有果酱或乳酪的厚面包块，喝几杯油脂咖啡，然后又步履艰难地跑去上班。餐厅的服务人员把吃剩的东西从黏糊糊的桌子上擦掉，先是用湿抹布，然后用干抹布，接着又把椅子四脚朝天反扣在桌面上，用拖把拖地。从植树节那天起，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拯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