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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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2日，星期三，晚上十点十五分。

今日无雨，无风，天高云淡，寒意料峭。窗门紧闭，虽开着电暖器，但屋子里还是弥漫着一股潮气，一股从湿漉漉的落叶和土壤里散发出来的潮气。这些都是我童年时闻惯了的气味。我在这个基布兹已经待了三十六年，但仍然是一个欧洲人，丝毫未变。这并不是说我的皮肤没有被阳光晒成古铜色，仍然挂着像我莱比锡二流银行家父亲那样的一张苍白的脸庞。我的意思是，我还是不习惯这里的夏天，我在下雨天感到更自在些。

我感到羞愧，但是不得不承认，经过这么多年，我跟这些易激动的俄裔波兰人打交道时还是感到很紧张。

不过，我无怨无悔。我平生处世待人都是凭良心做的，问心无愧。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苦恼呢?也许是隐伏在心头的流落感、思乡情，以及难以名状的哀伤。这块奇怪的土地上没有河流，没有森林，没有教堂的钟声，没有我心爱的那些东西。然而，我能够把历史的、思想意识的和个人的三笔账整理得一清二楚，收支平衡，一无差错。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对我们自己做的一切感到自豪。经过长期顽强的奋斗，我们从无到有，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这个美丽的村庄，尽管看上去它只像一个乖巧的孩子用积木搭建起来的样子。在我们为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奋斗过程中，没有流血，也没有损害任何个人的自由。虽然我对世事总是抱一种超然淡泊的态度，但还是对这个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我们做得不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真正地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了。

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真正了解吗?不，一点都不了解。现在，在我很快就要进入老年时，我发现我对自己的了解比我年轻时还少。我也不相信其他人比我了解得更多些。哲学家不了解，心理学家不了解，甚至基布兹运动的领导人也不了解。每每涉及到我们自己时，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比科学家对大自然的奥秘的了解还要少，或者说比他们对宇宙的起始或生命的起源的了解还要少。其实是一无所知。

有一个星期六，我正好跟丽蒙娜·利夫希茨一起值午餐班，她负责上菜，我负责饮料，我纯粹出于礼貌，问她累不累，要不要我帮忙。对此，她莞尔一笑，并对我说不必感到悲观，因为一切都在好转。她那一笑那么可爱，让人难以忘怀。她的那些话差不多就像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摸着你。有些人说她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子。另外一些人认为她冷漠无情，或者把她说得更糟。可我呢，自从那个星期六以后，我对自己做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两人相遇，我就向她微笑致意。唉，今天清早，她的约拿单不言语一声就出走了，不知去向，这就留给我一项任务：找出他在什么地方，并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找他?又怎么找到他?像我这样一个人，一个五十九岁的老单身汉，受到他人一点信任甚至尊敬的人，对于这类事情我知道些什么呢?

知之极少，一无所知，全然不知。

正如我对我们一般的年轻人知之极少一样。有时，当我瞧着我们的年轻人，这些经历过战争、上过战场、开过枪、杀过人、被人射击过、耕耘过成百上千英亩土地的年轻人时，他们使我想起了陷入沉思的摔跤手。你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最多是耸耸肩膀。他们全部的工作词汇就是“是”、“不”、“也许”。说不说一个样。他们是不苟言笑的农民?粗鲁的斗士?还是一些土疙瘩?不一定。有时，你深夜里走路，遇上四五个年轻人，他们坐在一起歌唱，就像一群狼对着月亮嗥叫。为了什么呢?或时不时地，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娱乐室里，猛烈地弹奏钢琴。他演奏的技巧也许很笨拙，但是你能从中听到一种渴望。渴望什么?渴望那片被他父母抛弃的阴沉的北方土地?渴望陌生的城市?渴望大海?我不知道。在过去九年里——即从我遵从医嘱停止在鸡场工作以来——我一直为基布兹记账，现在又给了我一个新的、让我厌烦的责任。究竟为什么我要接受呢?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个难题。

“解决”，这个动词听起来好怪呀！我们在这个地方度过了我们的全部生命，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青年人的问题，阿拉伯人的问题，海外犹太人的问题，土壤和水源的问题，站岗放哨的问题，性别的问题，房子的问题——世上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问题。仿佛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苦苦努力，要在海浪上镌刻精巧的公式，要把天空中的星星三颗一行排列成训练队形。

让我回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上来吧。天已晚了，明天又要开始新的一天了。我自作主张，不想劳神作什么解释，只在食堂的布告栏上留了一个简短的通知：今晚的排演取消。我认为，没人还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上。整个基布兹现在已经一片哗然。每个人都期望我知道怎么办。采用哪种办法?五重奏得等到一个安静的夜晚再演出，那时大家就不再那么忙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