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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一章</h2><h3>1</h3>
在這座城中，兩層的樓房[1]僅有十來棟：除了我們家住的那棟和國防軍的兩座營房之外，還有幾幢公共建築。稍後修建的武裝部隊司令部官邸也是兩層，樓裏安裝了吊式電梯。我們家住的那棟樓位於中央大街的馬路邊，那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大都市建築，地地道道的公寓樓，外牆高大，門道幽深，臺階寬敞（樓道里颳着穿堂風，上午總有一些趕集者在樓梯上歇腳，他們穿着繡有圖案的毛呢外套，頭戴綿羊皮帽，聚在那裏喫臘肉、抽菸鬥、隨地吐痰），每層樓都有十二扇窗戶一字排開，朝向街道。我們家住一層。每套公寓都有一個狹小的陽臺，夏季未至，鄰居們就在陽臺的鐵欄杆上懸掛填滿花土、種有天竺葵的長方木匣。（“讓你的城市更美麗！”這是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人們爲了普及這個高尚的理念還成立了協會，即“城市美化聯合會”。）那棟樓設計得漂亮、氣派，是這座城中第一幢名副其實的“摩登”建築，牆體是用粗糙的紅磚壘砌而成，建築師在窗框外貼滿了花裏胡哨的石膏裝飾。朝新建的公寓樓上貼所能貼的一切，這是世紀末[2]建築師們的共同心願。
這座城裏所有的房子都被稱爲“家宅”，哪怕樓裏住有許多戶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的城市幾乎可以說是“隱形的”，建在隱祕的深處，藏在街頭巷尾的房屋外牆背後。假若哪位旅人透過拱券式大門洞朝裏面張望，會看到庭院裏建有四五幢房子，孫子和玄孫們都在院裏蓋房，把院子擠得逼仄不堪；如果一個男孩結婚了，家人就會爲他在老樓的一側新蓋一座翼樓。城市隱匿在那些庭院裏。人們心懷忌妒，帶着荒唐的謹慎封閉地活着。隨着時間的推移，每戶家庭都在城中某個犄角旮旯爲自己搭蓋了一個小小的建築羣，只有臨街的外牆以一副代言人的莊重面孔應對世界。這個世紀初[3]，我父母在那棟全州聞名、在當地被視爲名副其實的“摩天大廈”的樓房裏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棟高大、肅穆的公寓樓，當時這類建築在首都[4]已蓋了數百座：住滿了房客，樓上懸廊環繞，中央供暖，底層有公用的洗衣間，後側樓道上有用人專用的廁所。那個時候，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見過這樣的建築。中央供暖系統屬於現代化設施，而用人的廁所，也引發了衆議。要知道許多世紀以來，儘管主人們品位高雅，但從來沒人關心過用人們在哪裏或去哪兒解手。設計並建造我們這棟公寓樓的“摩登”建築師，可謂是當地的“改革先鋒”。他在自己的作品裏，如此涇渭分明地將主人們跟用人們共同生活的“必須之地”區分了開來。上學的時候我經常誇口，說我家樓裏有專供用人使用的廁所。事實上，出於某種羞恥感或厭惡感，用人們並不願意光臨那些被單獨分隔給他們的茅廁，沒人知道他們到底去哪兒解手。估計他們還是跟過去一樣，去他們許多世紀以來，自創世以來常去的地方。建築師設計時可以隨心所欲，用不着爲節省地皮或建材花費腦筋。樓道里，房門開向面積跟臥室差不多大的前廳，那裏立着帶鏡子的櫥櫃，牆上掛着裝刷子的繡花布袋和鹿角標本；門廳裏很冷，冬天會凍得人渾身打顫，因爲蓋房時忘了在那裏安裝暖氣；由於門廳裏沒有供暖設施，客人們的裘皮大衣會像冰坨一樣硬邦邦地凍在衣架上。按理說，開在樓道內的房門纔是從外面進屋的“正門”，可是這扇門只爲貴客敞開。用人們和包括父母在內的家庭成員，平時都從開向懸廊的側門進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門開在廚房旁邊，這裏沒裝門鈴，所以來人要敲廚房的窗戶。家裏人的朋友們大多也是從這扇小門進屋來。“正門”和掛有鹿角的前廳，一年到頭也只使用兩三次，在我父親[5]的命名日，還有化裝舞會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親，請她允許我在一個並非週末的尋常日子裏揚揚自得地獨自穿過通向樓道的前廳走進家裏，作爲送給自己的一件生日禮物，那種感覺，簡直像榮獲特殊的恩賜。
庭院是矩形的，面積很大，中央豎着一個撣灰塵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個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裏還有一眼圓口的水井，藉助電力將井水泵出，然後輸送到住戶家裏。在當時，城裏人還沒見過水管子。每天拂曉和黃昏時刻，樓長的妻子都會來到井邊，開動小型發電機，一直泵到安裝於二樓房檐下的排水管裏有一道涓細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最高的水罐裏也已經注滿了飲用水。那個場面格外壯觀，特別是在日落時分，樓裏所有那些不會因圍觀而有損尊嚴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們和用人們。那時候，在城裏大多數的住房裏，電燈都已經相當普遍；電燈泡和奧爾牌煤氣燈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點煤油燈。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終用一盞煤油吊燈照明。在我高中畢業那年，父母將我送到相鄰城市的一所學校走讀，寄宿在一位唱詩班的聲樂教師家裏，我在煤油燈昏黃的光亮下學習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點”[6]；說老實話，那種居住環境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大合適，都會爲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後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傷。在童年時代，我們都爲自己家裝有電燈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裏沒有客人，我們就會在喫晚飯時點上光線柔和、奶油色澤的煤氣燈。在我們家裏，總是彌散着一股煤氣味。後來，不知哪個聰明人發明了一種相當安全的煤氣點火器，在燈絲上方裝上一塊鉑金片。充煤氣時，鉑金片開始微微抖動，熾熱發光，並自動點着易燃物。我父親熱衷於科學技術類的新生事物，他是我們城裏第一批在煤氣吊燈上安裝這種安全裝置的人之一。總而言之，我們雖然有了電燈，可仍舊使用煤油燈照明，特別是那些用人們，特別是在廚房裏；在樓道內，樓長也點煤油燈。人們雖爲電燈驚歎，但是對它並不很信賴。
中央供暖系統與其說供暖，不如說在製造稀里嘩啦的噪聲。我母親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於在孩子們的房間裏砌了一個瓷磚壁爐。世紀初的所有奇蹟，在彼時彼刻只是加重了人們的生活負擔。發明者從我們受過的洋罪裏吸取經驗。幾十年後，全世界都因電燈、煤氣和馬達而充滿喧囂，嘶嘶作響；不過，在我的童年時代，發明者仍在摸爬滾打，他們的發明還遠不完善，應用起來問題很多，讓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誠的信徒們疲憊不堪，頭疼不已。電燈忽明忽暗，只能發出昏黃的光線；蒸汽暖氣不是在刺骨的嚴冬裏突然罷工，就是運轉失控，房間裏充滿潮溼的寒氣，因此我們經常生病。按理說，人們應該“趕超時代”，但我姨媽卻不以爲然，她不樂意“趕超時代”，繼續在白色的瓷磚壁爐裏添柴生火。我們則丟下現代化的蒸汽式暖氣，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爐膛內悶燒的櫸木發出的溫和、幽香的滾滾熱浪。
勁風吹過寬敞的庭院，總是發出怒吼和呼嘯，因爲庭院的北邊無遮無擋，朝向環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皚皚的巍峨山脈。根據建築師的設計，在庭院兩側，與二樓外牆相連的是一樓的側翼；在庭院盡頭還蓋了一排相當漂亮的小平房，相當於一套“兩居室住宅”，樓長一家曾在那兒住過。這一切都使得這棟樓向遠處延伸，佔地面積相當大。估計建築師本人不太相信這棟樓能夠住滿人家，所以沒在庭院裏修建更高的樓層。那棟樓可以說是一份新時代的宣言，是對努力攀升、拼命建設、勤奮經營的資本主義時代的一曲頌歌。那是城裏第一棟不是爲讓居民們在熟悉的高牆內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據我所知，世紀初曾在那裏居住過的老房客們，如今沒有一位還住在那兒。那是一棟住滿房客的公寓樓。家族史悠久的貴族人家，都不願在這樣的樓裏購買住宅，甚至蔑視樓裏那些剛搬進來、沒有生存土壤的居民們。
<h3>2</h3>
我的父親也這樣認爲，有身份的人不應該付房租，不應該借住在別人的房子裏；因此，他爲了能讓我們儘快搬進自己的家而不遺餘力。爲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花了足足有十五個春秋。然而有一天，當我終於跨進“自己家”時，只是作爲一位回家探親的大學生，那棟流光溢彩、寬敞得浪費的建築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我的童年時代是在公寓樓裏度過的。我一想到“家”這個詞，眼前就會浮現出中央大街路邊的房子、寬闊的庭院、帶鐵欄杆的狹長走廊、撣灰用的高大木架，以及裝有電泵的水井。在我看來，那是一棟陰鬱沉悶、雜亂無章的房子。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麼被建在那兒的。居民之間缺少友情的維繫，他們甚至連鄰居都算不上。住在那棟樓裏的人都有自己世襲的身份，論階層，分宗派。住在老樓裏和平房內的人家，不管是仇敵還是朋友，肯定都是屬於難以相容的那類人。
樓裏住了兩戶猶太人家：一戶是所謂的“改革派”或“進步派”[7]，家境富裕、見過世面、已經市民化了的猶太家庭，他們租下了二層臨街的整排房子，活得相當封閉、傲慢，從不跟樓里人來往；住在庭院後側底層的是一戶族親衆多、信奉“東正派”[8]的猶太家庭，他們家境困窘，並以特殊的方式迅速繁衍，總有更新的親戚和新生兒出現，全家人擠在庭院後側三個昏暗的房間裏。有的時候，比如逢年過節，那裏會擠滿親朋好友，嘈雜喧囂，匆促忙亂，彷彿與會者準備做出什麼重大的決定。那些“窮猶太人”大多是加利西亞人打扮，恪守教規。其實我並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很窮，但不管怎樣，樓裏信奉天主教的鄰居們對這家人的好感，遠遠超過對那戶封閉、富有的“改革派”人家的好感。有一次，住在底層的“窮猶太人”家裏，有人率先剪掉了傳統髮型，換上普通人裝束，脫下長袍，摘掉禮帽，剪短頭髮，刮淨鬍鬚，穿上流行時裝。沒過多久，大多數家庭成員紛紛效仿，搖身蛻變。孩子們改上市民學校，他們中有的人甚至報名上中學。十到十五年後，身穿長袍的猶太人不僅在我們樓裏銷聲匿跡，就連在城裏也非常少見。在我們樓裏住過許多孩子，但我已經不能逐一記起。跟樓上頤指氣使的“改革派”家庭相比，樓下這家“窮猶太人”跟基督徒的鄰居們相處得更爲融洽，更爲友好。樓里人用庇護的口吻談論他們，甚至有點誇大其辭，稱他們爲“我們的猶太人”，誇他們是“非常勇敢、正派的人”。我們頗爲自豪地對外宣佈：在我們那棟高大、摩登的公寓樓裏不僅住有猶太人，而且住的是真正的猶太人，他們有資格住在那兒。二樓那家貴族氣派的猶太人我們很少碰見，他們活得瀟灑自在，經常外出旅遊，他們的孩子們在天主教中學裏唸書，女主人是一位消瘦、憂鬱、患有心臟病的女士，能彈一手好聽的鋼琴曲，她的衣服都是在城裏找裁縫定做的。毫無疑問，樓裏的市民和小市民家庭的婦人們都忌妒她。那位富婆的穿着總是很扎眼，招人嫉恨；就連我都覺得她那樣打扮既不禮貌，也不檢點。樓上這家鄰居“不管怎麼說仍舊是猶太人”，他們活得過於浮華，過於奢侈，比方說，那位富婆比我母親打扮得更爲優雅得體，彈鋼琴和乘轎車也更加頻繁。“什麼都應該有所節制。”我在心裏這樣暗想。我們跟東正派的那家猶太人和孩子們可以更好地溝通和相互理解。他們也不必因爲承認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不必因爲保持自己的飲食習慣、着裝風格、節慶風俗和古怪混雜的方言土語，不必因爲將德語、意第緒語、匈牙利語的詞彙大雜燴而表現出刻意的謙卑；包括他們自願保持並且強調的外族性在內，讓我們更多地感到他們只是一個具有異邦情調的部落而已。我們甚至還會同情他們，就像所有富於仁慈之心的基督徒那樣，覺得自己應該庇護這種無依無靠的外鄉人。我母親有時會送一些瓶裝的水果罐頭給樓下那位一到秋天就坐月子的年長婦人，而在復活節時，那家猶太人則將薄餅[9]包在乾乾淨淨的白布巾裏作爲禮物送上樓來，我們彬彬有禮地接過來道謝，饒有興味地打開布包觀看，不過我想，家裏沒有誰會喫它的，就連用人們也不會喫。我們同情並且接受這一家人，但是從某種形式上講，這種態度就像對那些經過馴服後的黑人。我母親有時跟他們搭訕，當然只是在大掃除時，她站在樓上朝樓下喊幾句友善的寒暄話；那位憔悴不堪、頭戴假髮、永遠在餵奶的婦人則平靜地應和：“是啊，是啊，尊貴的夫人。”我不認爲母親這樣寒暄是想讓那位可憐的猶太婦人意識到“社會差別”；而且她也完全沒有必要那樣做。這家人對這種差別心知肚明，住在底層的猶太人也從沒想過要巴結我們；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這家人對於社會差別的謹慎小心，跟天主教家庭沒什麼兩樣，的確，他們或許更加神經過敏，他們跟我們所做的一樣，以自己古怪的方式高傲而矜持地迴避各種可能導致大家彼此親近的機會。總的來說，樓裏的住戶們都很同情這家窮猶太人。我們懷着善意的默許，關注他們的節慶和非同尋常的習俗。毫無疑問，改革派家庭已不再按猶太人的節慶舊俗在庭院裏搭帳篷，他們連猶太教堂都很少去。有一次我父親甚感喫驚、略帶憤慨地講述說，他跟樓上那家頤指氣使的猶太人一起乘火車旅行，那家人居然在車廂裏喫包在棉花裏的鮮葡萄，要知道那是在三月底！我們整個晚上都驚詫不已、憤懣不平地談論此事，尤其是我母親，她爲這種“不當行徑”倍感憤慨。
這兩戶猶太家庭從不往來。大家全都看到，改革派家庭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男主人是一位製造商，在外地生產玻璃製品，三天兩頭外出旅行，肥胖，敦實，禿頂，對自己的妻子態度惡劣，揹着那位未老先衰的憂鬱婦人跟他公司裏的女出納們亂搞；顯然，全城人都知道這件事。婦人忍受着小說裏纔有的那種厄運煎熬，坐在敞開的窗前彈鋼琴，琴聲悠揚婉轉，令人駐足傾聽，樂音綿綿無終。樓里人都知道這家人不守猶太戒律，他們喫臘肉，用豬油做飯；出於某些緣故，樓里人對此也特別不滿。如果說在這棟小市民很多的居民樓裏有過“猶太問題”，那麼肯定不是由那戶族人衆多的東正派猶太家庭引發的。我們樓裏的所有居民對底層猶太人那些身穿長袍、垂着小辮進進出出的加利西亞親戚所抱的同情心，遠遠超過對徹底開化了的玻璃製造商及其家庭的。我們對改革派家庭優越的生活、市民化的生活方式尤感忌妒，甚至有點懼怕他們，至於懼怕什麼，連我們自己也不清楚。在十分有限的日常接觸中，樓上的男主人對天主教鄰居和樓下那家既謙卑又高傲的窮猶太人總是彬彬有禮，表情淡漠。比方說，我們從來沒聽父母說過要我們避開東正派家庭的孩子們，從來沒有人禁止我們跟那些面色蒼白、消瘦單薄的男孩們一起玩耍。他們穿着式樣特別、很顯老氣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小大人”，他們玩遊戲的時候也總戴着黑色禮帽，一點兒都不耐心，在激烈進行的遊戲中不止一次地嘲笑天主教家庭的孩子是“賤種”[10]。當然，天主教家庭的孩子們並不太生氣，因爲他們不懂這句意第緒語是什麼意思。當六七個東正派孩子跟庭院裏長大的天主教小子們一起興高采烈地哈哈大笑，玻璃製造商的繼承人們已在保姆的護送下去學校上課，或有家庭教師登門輔導，這些孩子被悉心監護，唯恐會跟猶太無產者混到一起。樓上那家孩子從來不下樓跟我們一起玩，這種目中無人的自我封閉嚴重傷害了我的正義感，以至於有一天下午，我將樓上已讀三年級的大公子騙到地下室，把他鎖在鍋爐房裏。我悠然自得地回到家，沒有告訴任何人。直到深夜我都緘口如瓶，那時警察已經趕來尋找丟失的孩子，玻璃製造商的夫人發瘋似的哭號，呼叫聲在樓裏久久迴響。清晨，男孩被鍋爐工發現了。最不可思議的是，男孩始終沒有出賣我。面對盤問，那位木訥、遲鈍、困眼迷濛的少年固執地沉默，後來也一樣，他從未因此報復過我，即使許多年後我們成了朋友，他也對此事絕口不提。也許他覺得我那麼做是對的。孩子們總是迅速判決，而且不留上訴的餘地。
